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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感情故事|林徽因徐志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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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人间四月天》,你知道徐志摩爱过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但你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张也不是陆,而是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这上头,成功往往意味着平庸。受了那么大的挫折也没有爱成,有情人难成眷属,你为他们感到惋惜,甚至愤愤不平,你想这想那,说不定还想到自己,虽然什么但是什么,这样的句子顷刻间你就能造出十个八个。

  不必责怪《人间四月天》。它是一部电视剧,它是一个浪漫故事,它能撩起你这么大的兴趣,就是它最大的功德。

  你不能跟它再要什么。让你,还有和你一样的人感兴趣,也就行了。要是都按历史的真实来拍,别说编剧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他也不敢,——谁能拍得了,拍下叫谁看?

  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相爱到底有多深,你想知道的是这些。

林徽因徐志摩的故事

  且听我依据史料细说根由。

  在伦敦,父女两人同时与徐志摩谈恋爱

  林徽因的父亲是林长民,字宗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司法部长,三个月后辞职赴日本考察。1920年春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身份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同年10月,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

  徐志摩和林家父女的相识,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见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这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说法。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

  志摩记错了,没有半年,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了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个是留学三年的青年男子,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光不责怪反而给以解说。

  很快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通过狄更生的关系,取得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携妻搬到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孙女张邦梅说: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

  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

  于此可知在沙士顿,志摩每天去杂货铺取的信,更多的该是林长民来的情书。

  从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矜持,年龄小是一个因素,出身名门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她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林长民有两个小老婆,林徽因是第一个小老婆的长女。这种身世的女子,一般来说,更要自尊自重,否则闲话就多了。

  在北京,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南方稍事盘桓,12月初来到北京。

  志摩所以匆匆回国,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许配给梁思成了。他离开伦敦回国,原意还要回来的,这从他的名诗《康桥再见吧》中可以看得出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绕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莫非说一起来伦敦留学,是徽因给志摩的许诺?

  然而一到北京,他就知道事情不是那简单的了。先是梁启超给他来了一封长信(梁在上海),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这话虽是替张家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毕竟是他的儿子将要娶徽因为妻啊。

  梁还感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如果梁启超不打算娶徽因作自己的儿媳,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掷地作金石之声的醒世良言,任谁听了都会感激涕零,迷途知返,然而一加上这个背景,这些话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让人觉得可怜兮兮了。

  纵然是老师,徐志摩也不会买这个帐,他会怎样回答,也就不难想象了。“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等于说那么咱们就较量一下吧。

  这封信几乎是他到北京的当天收到的。这时还没有见上林徽因,待见过林徽因,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林在培华中学读书,自然是不好去找的。林家住在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里。那儿是能去的,可是徽因常常不在。她与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余暇时间两个人常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接待进出会场,又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又恢复了昔日的情感。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徐志摩正在写一封给林徽因的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徐志摩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他太伤感,一把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此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70年代,梁锡华去访问,让梁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晚上,他俩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次会面,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

  1928年8月林徽因回国,与梁思成一起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初,徐志摩闻知林病重,曾专程去沈阳看望。这年春季开学后,志摩来到北平任北大教授,林徽因病重回到北京疗养,两人的接触又多了,加之志摩与小曼感情不睦,两人的又时常走动,颇有旧情复萌的趋势。对这一段的感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看法是: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这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先生回答《文艺报》记者时说的。登在本年5月6日该报四版上。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八宝箱事件发生后,对与徐志摩的情感,林徽因就一点也不隐讳了。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志摩ina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幸运)或Sorry(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的)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有恋情吗?肯定有。“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肯定不是单纯的友谊。感叹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等于是感叹有情人没有成了眷属。

  多深?够深的了。是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是给她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已变成一种激励在她的生命中,使她变成倔强,她绝不因此而惭愧。对于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还能让她说什么,怎么说?

  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有那个回音

  再看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的种种表现。

  志摩死后,梁思成去了济南,从出事地点捡了一块飞机的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志摩的真挚,是她胸怀的坦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她对世俗社会的一种蔑视。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硖石(志摩故乡),停车的几分钟里,她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就是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跟赵渊如(深)、陈直生(植)、陈从周见了面,竟日盘桓,她总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一次突然哑口无声,陈直生问:”你怎么不讲啦?”林徽因突兀地说:“你以为我乃女人,总是说个不停吗?”

  陈从周当时就感到,这是林刚刚经过志摩家乡与志摩埋骨地后,心情不好所致。(陈从周《记徐志摩》)

  1935年志摩忌日,林徽因写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表达她的悼念之情。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写得多么明白。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她发表的诗作《别丢掉》,才是她坦诚的心声。全诗为——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势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那真!

  一样的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诗中“在松林”,“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都不可能是别的意象。“回音”二字,直可说是“徽因”的谐音(林原来就叫徽音)。

  不管怎么说,都得承认,林徽因是对徐志摩有真情的,是深爱着诗人的。

  顺便说说她和金岳霖的事几乎都知道,哲学家金岳霖,因为爱恋林徽因而终身不娶,从青年到晚年,几乎是“逐林而居”,梁家住在哪儿,他也前院后院的住在哪儿。

  若金爱着林而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住在林家旁边,这也就奇了。若金向林有所表示而林无动于衷,这也就奇了。若梁思成知道金爱着林而不闻不问,这也就奇了。金梁林的学生,都把这种感情神圣化了,说是纤尘不染。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可惜都不是。神仙也得享有人间烟火,才成其为神仙。且看梁思成续弦妻子林洙的记载。

  林洙曾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

  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

  金岳霖能做的,徐志摩就做不到吗?梁从诫先生还是过虑了。

  说了这么多,一点都不损害林徽因的完美动人形象。相反,我倒觉得,正是天生丽质,气韵高雅,加上至情至性,才使林徽因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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