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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
内容提要：21世纪之交，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异现象，例如核心经曲、经腔及表演方式的主流化倾向。一方面，循着传统的惯性，不同族群区域仍然使用本民族文字赞美诗;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会的大力推广，汉文版《新编赞美诗》在不同地区都不同程度获得了应用。另外还有艺术化和旅游化(商业化)的倾向。当地人企图通过将基督教赞美诗作为艺术歌曲参加歌唱比赛和走进电视等途径，以争取进入体制化和主流化领域;借此扩大影响，拓展自己在旅游业中占据的份额。再如日常宗教歌曲的通俗化和音乐表演的包装化。一方面，基本的教理、教义和活动方式仍然保持过去的传统，体现出本土人眼中“西方主义”的文化景观;另一方面，通过与境内外其他教会及社会阶层的直接交流，形成了基督教音乐国际化——流行音乐化的现象。本文结合与以往变异现象的比较，以对该类宗教仪式音乐进行跟踪考察和阐释。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 基督教 仪式音乐 赞美诗 文化变异
云南少数民族拥有十分丰富的宗教信仰文化形态。基督教传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已有100多年，从该教音乐文化在云南传播的情况来看，其中包含了来自欧美各国基督教浸信会、内地会、循道公会等不同教派的赞美诗音乐，采用外国传教士创制的各少数民族文字编配之后，与少数民族文字《圣经》一道成为一种具有多源性的、本土化了的宗教艺术形式。信仰基督教的各云南少数民族皆为亚文化族群，百余年来，这些亚文化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中国当代社会主流文化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自身固有的族群文化(含音乐文化)也在彼此不断磨合、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文化变异现象，并因此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交叉文化层面。鉴于“主流化”是多种文化变异现象的中心和导因，故首先在此予以讨论。
一、主流化：赞美诗文本、演唱形式及其活动方式的趋同现象
21世纪之交，在信仰基督教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文赞美诗作为传播手段方式在各民族教会的普及推广以及赞美诗音乐表演活动在国内都会城市、主流社会阶层较频繁的现身展示，是这一时期基督教音乐文化主流化倾向的两种具体表现。
(一)文本、谱式、核心经曲和经腔的逐渐趋同
西方基督教传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初，曾经存在着按照不同教区的区划设置，各种采用不同记谱法记谱，内容亦不相同的赞美诗集并行于世的状况。如今，鉴于汉语作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一种族际语(普通语)，在中国不同社会阶层、族群文化之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传播、沟通作用，中国国内的主流教会及地方教会也出于种种现实性需求，对汉文赞美诗予以大力推行，从而产生了一种基督教赞美诗核心经腔、经曲的主流化现象。
1.传统赞美诗的状况与分布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云南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地区，按照各教区的自然分布，基督教赞美诗的流传和分布状况也各有差异。以怒江傈僳族地区的情况为例，当时使用最多的赞美诗本为20世纪40年代由传教士编选的319首传统《傈僳文赞美诗》，50年后，当地傈僳族教徒已经感觉上述诗本不够使用，故在当地教会主持下，重新编选了另一本含268首曲目的新编赞美诗集。除了以上两本主要诗本，怒江地区大约还小量流行着几种别的傈僳文诗本。其中三本原来分别为由怒江各县迁往缅甸的傈僳族教会，如神召会(由福贡县迁往缅甸)、浸礼会(由克钦人教会里分化出来的傈僳族教徒)和基督会(由贡山县迁往缅甸)分别使用，缅甸傈僳会(原怒江内地会)尚在使用前述的《颂主歌曲》，据说在缅甸该诗集目前已经增编至600余首。再以景颇族的情况为例，云南省德宏州景颇族迄今流传有用四五种不同乐谱谱式和民族文字记载的赞美诗本：1)用老景颇文记词，用五线谱记谱的多声部赞美诗集(含402首，铅印);2)歌词同前，无乐谱的诗歌集(铅印);3)用景颇文记词，
用字母谱(景颇语：来嘎努，油印);4)用五线谱和字母谱分别记谱，用缅文记词的多声部赞美诗集(油印);5)用汉文记词，简谱记谱的单声部赞美诗集(442首，铅印)。
2.传统赞美诗所用的记谱法
自18世纪西方基督教传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以来，迄今存在并使用着自创或借入的三大记谱法系统：1文字谱系统;2简谱系统;3五线谱系统。仅以文字谱系统为例，迄今在该类地区尚使用如下两种字母谱类型：
1)苗、彝、傈僳等民族的“波拉德”字母谱体系
以往关于“波拉德”苗文，有下述不同说法：(1)西方传教士根据苗族妇女绣花图案“杜造的‘框格式苗文”;(2)一种基于拉丁字母体系，兼有柏格理个人独创性发明因素的文字系统。(3)据柏格理本人日记，他的这个创意曾经受到了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循道公会传教士运用音节主音事例的启发。从形式上看，波拉德字母谱基本上是在常见的拉丁文字母谱基础上加以演变而成。其中的大部分字母是简谱读音的首字，只有少数几个音级字母已经按照苗文规律加以变化。另外，在波拉德字母谱中，凡升、降半音和表示简谱中高八度、低八度的音列，均采用了波拉德苗文中类似声调标记符号那样的标记法。据笔者调查，当时在云南省各少数民族中主要流传着如下几种采用波拉德文字谱记谱的赞美诗集：(1)苗文字母谱。《苗文颂主圣歌》，含赞美诗275首，以单声部赞美诗为主，杂有16首四声部赞美诗。(2)黑彝文字母谱。《颂主圣歌》含有赞美诗361首，全部是单声部。(3)傈僳文字母谱。傈僳文《颂主诗歌》，含293首四声部圣诗。
2)景颇族“来嘎努”字母谱
该类乐谱谱式唱词所用的景颇文，据调查最早是由美国传教士库森(Cushong)于1876年在缅甸开始创制，由美国传教士欧·汉孙(O.Hanson)于1880年重续，由英国人英若(Imrom)于1915年编制出版了景颇文课本1-4册，经缅甸教育部批准在缅甸景颇族地区使用，1936年后在我国景颇族地区得到推广。“波拉德”苗文谱和“来嘎努”景颇文字母谱的共同点，在于均采用了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要的唱词语言，并且都尽量使其赞美诗乐谱的记载系统同语言的文字系统相一致，最大程度地便利了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接受和学习的过程;其相异之处，在于“波拉德”苗文谱所用的谱式符号和唱词文字符号都根据苗族的语言和文化特点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在对少数民族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借鉴方面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化特点;“来嘎努”景颇文字母谱和景颇文唱词则保持了更多西方拉丁文字母体系的特点，其中字母谱中还含有较多对英国梭发谱的继承性因素。
3.赞美诗传播的现状及其变异
一方面，循着传统的惯性，不同族群区域仍然使用本民族文字赞美诗;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大力推广，另一本由该协会出版的汉文赞美诗集《赞美诗新编》在不同少数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获得了应用。在苗族地区还出现了由云南省教会组织本地教徒翻译，由波拉德苗文及乐谱《颂主圣歌》译为汉文的赞美诗译本，从而在该类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圣诗的本土化浪潮。
上述赞美诗文本、谱式、经腔、经曲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趋同现象，除了同宗教生活实践紧密仪式音乐。
“傈僳族四声部合唱”这一组关键词，便可以看到以下一条充斥于各旅游网站的信息：
线路简介：六库接团，晚餐后欣赏四声部：是以傈僳族多声部合唱为根基，与基督教外来民族文化的传播相结合，以无伴奏、原汁原味、优美动听的合唱享誉国内外。怒江州傈僳族农民无伴奏四声部合唱团曾参加1999、2000年两次国际合唱节，以优美动听的世界名曲合唱引起轰动。百花岭傈僳族农民无伴奏四声部合唱接待点距州府六库17公里，是一个傈僳族聚居区，以傈僳族农民无伴奏四声部合唱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欢乐颂》、《平安夜》、《为了明天的和平友谊》、《大地之歌》而声名远扬，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纯朴、热情、大方、好客而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好评。
结合笔者多年的田野考察经历来看，可知这是某旅行社在网上发布的一条有关赴怒江州州府(六库)文化旅游的文字介绍，其中包含了诸多同本论题有关的，上涉怒江数十年文化发展历史的信息。
四、通俗化：新生代信徒用于沟通和交际的日常语言
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在中国自港台地区传人大陆，而后由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迅速扩展。至90年代初叶，在云南省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一股在仪式过程中和日常生活里演唱流行歌曲风格圣歌的风潮。然与之前的流行音乐主要来自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这类流行风格圣歌主要是从毗邻的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传人。
(一)赞美诗演唱风格的两极分化现象
基督教音乐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代传播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在基本的教理、教义和仪式活动方式上仍然保持过去的传统;另一方面，通过与境外教会的直接交流，产生形成了基督教音乐国际化——流行音乐化及自行创作的现象。在云南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对这两种倾向有时表现出不同的偏好。一种呈相对封闭状况的倾向是，在怒江地区部分傈僳族和中部地区的苗、彝等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会，由于较注重保持传统的教义教规，其传统赞美诗及新编赞美诗的演唱与流传均保持了较多传统圣咏及圣歌的风格特点，有的地方甚至有教会长者出面反对年轻人演唱流行风格赞美诗(如部分傈僳族的情况)。另一种呈相对开放状况的倾向则是，如今在云南西南部的傈僳族、景颇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着许许多多的用混合了传统民族音调、西方风格赞美诗音调和流行音乐节奏编唱，用吉它和其他民族乐器(以弹拨乐器为主)伴奏的流行风格圣歌。此类歌曲的编唱历史甚短(一般在10余年以内)，在青少年中传播较广，来源出处比较复杂，其中有很多系从境外同一民族居住区域内传人。前一类地区对流行音乐风格持拒绝的态度，且较少流行音乐风格赞美诗的传播的原因，与该类地区比较靠近内地，或者受地理、交通条件限制，而较少有机会同境外基督教音乐接触有关。而后一类地区的少数民族教徒持较开放的观念和愿意接纳流行音乐赞美诗演唱风格的原因，则部分是与该类地区靠近缅甸、老挝等国境线，受到境外的流行音乐影响有关。下面对与流行风格有关的三种基本倾向略做分析。
(二)封闭型：怒江州傈僳族——传统赞美诗风格的“坚强堡垒”
在云南地区，较严格保持传统基督教圣诗风格，拒绝乃至排斥流行音乐风格的地区，以怒江州傈僳族和滇中的苗、彝等民族地区的情况较为典型，但彼此仍然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以怒江傈僳族的情况为例，1989年10月14-16日，笔者赴怒江州考察基督教仪式音乐期间，曾在六库镇东方红寨巧遇基督教节日——感恩节。刚到该地，便看到5位刚从境外傈僳族地区赶来的傈僳族青年，于宗教仪式开始之前，趁隙抒发自己的世俗情怀。他们蹲在大殿外的墙根下里，一齐弹奏一种境外传入的流行音乐曲调。正式仪式活动开始，有近千人参加，共集体演唱了数十首传统赞美诗。但几位青年仍然在场外自弹自唱。殿堂内外，圣歌与流行音乐同时作响，一雅一俗，相映成趣。在仪式间隙，他们又来到场内，演唱了5首傈僳风格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均采用二声部合唱形式，分别由4人或3人合唱，每人手持一把吉它伴奏。当时，我仅感觉到当地人对这几位外来者虽然以礼相待，但彼此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尤其是他们演唱的流行歌曲似乎并未像我在其他民族(如景颇族、佤族)的教堂里那样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然而，直到10年后再次来到怒江，我才悟到了此事的真正原因。
1999年12月25日，我来到福贡县架科底乡。这里的圣诞节准备工作大体就绪，我在教堂旁一户傈僳族教徒家里歇脚，进门时，只见一位瘦削的男性青年教徒正手持吉它在那里自弹自唱，便同他攀谈了起来。我得知他名叫开三叶，与这次来架科乡主持圣诞节仪式的牧师坡傅海同为福贡县城郊俄马底村人。据他介绍，本村由于教会由老人主持，对青少年管教甚严，以致一般青年男女除了会唱传统西方风格圣诗外，极少有会唱流行风格圣诗者。能演奏吉它、手风琴和二胡、笛子等乐器在其它傈僳村寨比较普遍，但该村则鲜有会者。他与坡牧师当时还手持谱本，和着吉它弹唱伴奏，合作演唱了三首流行风格赞美诗：《奉耶稣之命传送福音》、《欢歌迎圣诞》和《游子归来听主圣训》。此三首歌均旋律流畅，节奏铿锵，带有傈僳族民歌和境外传人的流行音乐风格特点，这是笔者在此地唯一一次有机会听到用吉它伴奏的流行风格宗教歌曲。在此后举行的三天的圣诞节仪式活动里，15个乡村唱诗班轮番出现，共登台演唱148首传统风格的赞美诗。但始终未能象前述东方红寨的情况那样，给这位同样从外乡来的傈僳族青年教徒一次唱流行歌曲的机会。圣诞节第一天(1999年12月25日)中午，开三叶又在庆祝活动中，自拉(手风琴)自唱，表演了一首西方风格的赞美诗。当他演唱完毕，我问他：你为何不唱两首你所擅长的流行风格赞美诗?他无奈地摇摇头，说在此时此地，人们不会让他唱这种歌，若在其它教规不甚“严谨”的地区，例如他的老家，唱此类歌曲便不会受任何拘束。
(三)滇中苗族和彝族：对外来流行音乐风格持若即若离态度
1988至2007年这20年间，我曾经到过一些苗族和彝族地区考察基督教音乐。据我的观察，在滇中苗族和彝族地区，按照教会规范，作为教徒，平时及节日期间不能随便参加民间娱乐活动和唱本族民歌，尤其不能唱情歌、跳跌脚舞。20世纪80年代末，这里也有部分青年教徒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开始唱起了流行音乐风格的赞美诗。这类歌曲主要是在彝族教徒中盛行，苗族教会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1988年8月7日，我前往参加了在禄劝县撒营盘乡由彝族、苗族共同举办的一次基督教礼拜日仪式活动。在白天的整个仪式过程中并未出现演唱流行音乐的情况。当晚，禄劝县城的中心广场上，便有不少彝族教徒在此聚集演唱流行音乐风格的赞美诗，其流行风格主要体现在节奏方面，旋律仍然基本保持了彝族的民间音乐风格。相比而言，苗族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我多次访问苗族地区时，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在基督教仪式或日常生活里聚众唱流行歌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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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论文：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关于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评述，基于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相关英文文献的全面整理、分类与研读，在时间脉络上主要截取198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将焦点集中在学者们持续深入研究的三种领域：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和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研究。透过此类型化方式及对典型研究成果的述与论，分析诠释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整体趋势与理论取向，并为中国学者的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可资比较的方法与视野。仪式音乐。
关键词：仪式音乐 英语学界 民族音乐学 中国研究
综观英语学界近半世纪以来关于中国音乐的整体研究，“信仰仪式音乐”是贯穿其学脉的重要话题，其历时一脉的关注常不离宗教祭仪及民间信仰中的用乐仪轨;而共时一脉更牵涉到汉族及诸少数民族传统信仰仪式中对音乐的表演。这种研究路向，一方面呼应着研究对象(中国传统音乐)整体上民俗化一仪式化的自身特征，一方面回应着研究主体(西方民族音乐学)之“文化中的音乐”与“作为文化的音乐”的研究精神。整体而言，英语学界关于“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在当代呈现出多’元的志趣，来自宗教学、神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视野介入中国仪式研究的同时，也往往牵涉到与仪式常相伴生的仪式音乐。不过实际情况是，非音乐学学科对仪式音乐的涉猎往往流于浅描并多将音乐沦为诠释信仰观念、仪式行为的注脚。尽管荣鸿曾等学者曾整理出版过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英文文集《和声与对位：中国语境中的仪式音乐》，在加利亚诺主编的《权力，美感与意义：关于中国音乐的八个研究》中也有不少文献直接涉及到信仰仪式音乐，但时至今日英语学界关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尚未得到专题性的有效整理，而以个案形式散落在相关主题之中。鉴于此，本文就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述与评，以“信仰仪式音乐”自身为核心，并将来自“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主要关照对象。
本文关于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梳理，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全面整理、分类与研读，在时间上主要截取198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不过本文的目标并不在于以“书目志”形式对这些文献做出一一陈列，而是透过类型化方式对典型成果做出细致述评，以分析其研究的整体趋势、总体特征与理论取向，并为中国学者的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可资比较的方法与视野。基于此，本文将焦点限定在学者们持续深入研究、也是文献指向最集中的三个领域：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和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一、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关于佛教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以及其他区域的亚裔人群中。2002年，格林、霍华德等5位学者联合撰文《佛教与亚洲音乐文化：文献概观与评论》，检视了半个世纪以来用12种不同语言出版的300余篇相关学术文献，并以专栏形式特别陈述了英语学界对于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现状。从其所列出的10余篇文献可鉴，“汉传佛教仪式音乐”成为英语学界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研究中明显的主流。尽管在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编写的音乐教科书中便可见其对五台山佛教仪式音乐的记录，但论及学术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却是相当晚近。1960年代毕铿为利维采录的田野录音所作的文字说明，应该是最早的音乐学英语文献之一。
1989~Iz3月，香港浸会学院音乐艺术系主办的“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是国际上第一次佛乐研讨的盛会。其中皮卡尔发表的《普庵咒研究》以及比恩鲍姆发表的《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中的声音与音乐》可视为20世纪末英语学界对佛教音乐形态与声音观念研究的典型案例。皮卡尔的文章将以“普庵咒”为名的佛乐与俗乐搜集整理在一起，并对其不同的来源逐一加以比较分析，旨在讨论“同宗乐曲如何以不同形式‘生存’于不同品类的中国传统音乐中”。在关于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的研究中，比恩鲍姆引用大量佛教典籍以追索佛教中感通经验与音乐的关系。作者指出当时的佛教徒相信在“像法”与“末法”时期，观想体验是接触神明的关键途径。颂神名号是观想的主要方式。作者不仅梳理出佛教文献中对于仪式音声的描述、主张与行为方式，而且进一步追溯着这种声音观想体验在唐代佛教徒中的实践。综观近半世纪的相关文献，英语学界对佛教仪式音乐的关注，在视野与方法上似可分为前后两段：前者更注重对仪式中音乐声音的形态描述以及对佛教经
籍中仪式音声呈现方式的爬梳，后者则偏重于对仪式音声、仪式行为、宗教观念、社会场景、变迁过程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综合考量与分析。上述两篇文献代表了这前后两段之间的重要转型。
在2000年，陈碧燕、陈惠珊和蔡灿煌3位台湾学者以英文发表的中国佛教仪式音乐论文代表了近年来英语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贝斯·玛丽·斯切潘斯基于2008年新出炉的博士论文则显现出年轻的西方民族音乐学者对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兴趣。陈碧燕以其博士论文《早课与晚课：中国佛教僧团仪式、音乐与教义的实践》为起点，围绕着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描述-诠释”、“传统-变迁”两个视角展开。透过对“早课”与“晚课”的仪轨解析，在描述佛教音乐思想与佛教仪式音声实践过程、行为结果之三边关系的同时，陈碧燕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僧伽如何透过早课、晚课的仪式音声践行教义并体悟佛教精神?僧团如何通过特定的日常仪式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人如何在仪式过程与音声实践中达成对僧团的认同?为何在多流派且地方化的佛教音乐中，早课晚课的仪式音乐能在泛地域、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保持相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如果说陈碧燕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中，将佛教仪式音声置于传统佛教仪式、社会情境与地方音乐的大背景之下，那么她后来的研究则更进一步指向在资本全球化、多元文化交互流动中，当代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变迁。在《纯粹的圣颂与大众的音乐：当代中国佛教吟诵的观念变迁》和《佛教吟诵、信仰歌唱与商业流行音乐：从仪式到摇滚咒文》两篇文章中，陈碧燕以相当局内的姿态试图厘清“佛教梵呗”与“佛教音乐”在概念与行为上的区分，并试图诠释“佛教音乐”这一提法为何在当代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取代了“梵呗”这一原本的局内概念;同时，透过对当下共时存在的三类佛教音乐(传统赞呗及经文吟诵、现代非寺院法器之乐器伴奏且加人中乐或西乐因素的佛教音乐、流行前卫反传统的佛教音乐)的对比反观当下社会中佛教实践方式的适应性变迁。陈慧珊在其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死亡之声：福建佛教功德仪式中仪式专家和他们的口头仪式音乐》及后来发表的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探讨了民间佛教“香花”功德仪式的音乐形式、表演行为及其宗教意味，另一方面检视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到佛教仪式及仪式音乐的重新建构。陈碧燕、陈慧珊对佛教仪式音乐的关注均强调在变迁的文化语境中对仪式音乐传统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探讨。而蔡灿煌对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则较多体现出他对“文化空间”的兴趣。他以英国几所佛教寺院为考察目标，更多指向对仪式音声传统在本域与异域间
背景上展示纳西人如何借由对洞经音乐之族群属性的操弄来回应族群外部世界的变化并由此建构和重构族群的边界与认同。
众多成果中，钟思第和李海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在与中国本土学者合作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或多或少借助或吸取了本土经验与认知，另一方面又以西方民族音乐学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对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进行自成一体的诠释。
四、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4种观察
到目前为止，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并以音乐民族志形式呈现。借用杨民康在《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中提出的音乐民族志系列分析模式，本文将从4个相关角度——研究者身份(局内-局外-中介)、学科取向(学科-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焦点(声音-行为-观念)、研究视野(微观-中观-宏观)，对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进行整体解读与观察。
1、局内-局外-中介：就研究者身份而言，涉足该领域的学者既可视为“一”又可分为“二”。以其与“中国文化及传统音乐”的先天关系为标准，可将相关学者“局内一局外”两分。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的学者生长于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的大背景中，在文化身份上更趋近局内角色，与成长于西方文化学者先天的“局外”身份形成明显区别。不过从学术训练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类学者实又“合二为一”。无论其先天身份如何，他们都不同程度亲历了三种相似的学术历程：其一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训练，其二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相对系统的学习，其三是透过长时段田野工作对研究对象的系统把握。上述三种学习过程，令英语学界的研究者在问题意识及价值取向上形成一些明显共性。在观念取位上，这些学者大多遵循西方民族音乐学特有的持衡态度，一方面强调对局内主位观的深度认知，一方面不放弃客位的观察与判断。于是我们在大多数研究中，看到他们在“融入一跳出”之间一种倾向于“文化翻译中介者”的描述与诠释立场。
2、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尽管本文一再强调“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背景，但必须承认，英语学界对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在事实上是“多学科”共时介入的。不过正如本文开始提到，在非音乐学科的视域中，仪式音乐往往沦为观念与文化的注脚。表面上看，本文仅讨论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单学科”的相关研究，但深入理解则会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双重跨学科”研究特质。所谓“双重”，一为民族音乐学本身鲜明的跨学科性，一为中国信仰仪式音乐这一特定对象所必然引发的跨学科的研究模式。此双重跨学科性表现在具体研究中，是不同学者以不同研究对象与目标为据，将音乐学与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相联系，其中又与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三种学科产生更直接的关系。不过，英语学界关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至今尚未与西方学界相当成熟的仪式研究形成整体对话，除了对某些仪式理论零散的使用之外，大多数研究仍在西方民族音乐学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自身的理论语境和问题意识中徘徊。
3、声音-行为-观念：事实上，梅里亚姆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民族音乐学基本分析模式“声音一行为一观念”至今未成为其他理论模型建构的基础。从这个分析模型来看，英语学界学者对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大多将焦点置于仪式音乐的行为过程与文化观念，并试图借用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学科既有理论来诠释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行为与文化。对于此种研究取向，不少学者曾提出反思：学界把仪式音乐的“形态”和仪式与仪式音乐的上下文“语境”视为两分，主流取向偏重对后者的关注。但是，在没有了解仪式音乐“是什么”之时，对仪式音乐的研究以“三级跳”的姿态把焦点锁定在文化语境，借用或直接挪用了来自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的研究经验和理论知识谱系来解读“仪式音乐”，不免令人质疑：其他学科用于仪式乃至非仪式研究的理论概念是否适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仪式中“音乐”的解释?
4、微观-中观-宏观：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之整体研究成果，目前多为“微观个案”。面对传统深厚、支脉复杂的中国仪式音乐，多数学者会谨慎选择一个内容丰富且边界清晰的个案，透过长时段图书馆与田野工作完成对这一微观事项的细致爬梳，并最终形成一个精致的微观音乐民族志文本。笔者看来，英语学界对中国仪式音乐的认知，从微观个案走向中观比较，再至产生出某
种宏观阐释格局尚需相当时日。溯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英语学界尚未真正形成关于中国音乐乃至仪式音乐研究的学术团队，相关学者的研究各有偏爱并未达成有效的内部学术对话;另一方面，尽管大多英语学界学者都与汉语学界学者有个人化的充分交流，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学术对话，英语学界对目前汉语学界已有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并未真正把握。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无论对局内汉语学者还是局外英语学者而言，信仰仪式音乐都是一个深重的话题。随着学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礼仪化、民俗化及文化化之本质的日渐体悟，仪式音乐正在回归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核心，在纵向上贯穿时间、语境更迭的传统社会及当下变迁，在横向上沟通官、仕、民、僧的传统社会结构及多族群、多信仰的文化交往。作为缘生于文化网络上的一个“结点”，中国信仰仪式音乐运行于整体社会的“意义之网”中，对这个结点的打通不仅需寻求更广泛的跨学科合作，更希求中、西方学者跨语境的群体互动与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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