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zxrv.com--短篇散文】
迟子建著名作家，想必很多朋友都看过她的作品，那么，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的迟子建写的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我回到故乡时，已是晚秋的时令了。农人们在田地里起着土豆和白菜，采山的人还想在山林中做最后的淘金，他们身披落叶，寻觅着毛茸茸的蘑菇。小城的集市上，卖棉鞋棉帽的人多了起来，大兴安岭的冬天就要来了。窗外的河坝下，草已枯了。夏季时繁星一般闪烁在河畔草滩上的野花，一朵都寻不见了。母亲侍弄的花圃，昨天还花团锦簇的，一夜的霜冻，就让它们腰肢摧折，花容失色。
大自然的花季过去了，而居室的花季还在。母亲摆在我书房南窗前的几盆花，有模有样地开着。蜜蜂在户外没有可采的花蜜了，当我开窗通风的时候，它们就飞进屋子，寻寻觅觅的。不知它们青睐的是金黄的秋菊，还是水红的灯笼花?
那天下午，我关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它蜷缩在窗棂下，好像采蜜采累了，正在甜睡。我想都没想，捉起它，欲把它放生。然而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我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的剧痛，我意识到蜜蜂蜇了我了，连忙把它撇到窗外。
蜜蜂走了，它留在我拇指上的，是一根蜂针。蜂针不长，很细，附着白色的絮状物，我把它拔了出来。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被蜜蜂蛰过，记得有一次在北极村，我撞上马蜂窝，倾巢而出的马蜂蛰得我面部红肿，疼得我在炕上直打滚。
别看这只蜜蜂了无生气的样子，它的能量实在是大。我的拇指顷刻间肿胀起来，而且疼痛难忍。我懊恼极了，蜜蜂一定以为我要致它于死地，才使出它的撒手锏。而蛰过了人的蜜蜂，会气绝身亡，即使我把它放到窗外，它也不会再飞翔，注定要化作尘埃了。我和它，两败俱伤。
我以为疼痛会像闪电一样消逝的，然而我错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的拇指仍然锥心刺骨的疼。天刚黑，我便钻进被窝，想着进入梦乡了，就会忘记疼痛。然而辗转着熬到深夜，疼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打开灯，察看伤处。我想蜜蜂留在我手指上的蜂针，一定毒素甚剧，而我拔蜂针时，并没有用镊子，大约拔得不彻底，于是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划了根火柴，简单地给它消了消毒，将针刺向痛处，企图挑出可能残存着的蜂针。针进到肉里去了，可是血却出不来，好像那块肉成了死肉，让我骇然。想到冷水可止痛，我便拔了针，进了洗手间，站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击拇指。这招儿倒是灵验，痛感减轻了不少，十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床上。然而才躺下，刚刚缓解的疼痛又傲慢地抬头了，没办法，我只得起来。病急乱投医，一会儿抹风油精，一会儿抹牙膏，一会儿又涂抗炎药膏，百般折腾，疼痛却仍如高山的雪莲一样，凛冽地开放。我泄气了，关上灯，拉开窗帘，求助于天。
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如果天气好，我可以望见窗外的月亮，星星，可以看见山的剪影。然而那天阴天，窗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人的心真是奇怪，越是看不见什么，却越是想看。我将脸贴在玻璃窗上，瞪大眼睛，然而黑夜就是黑夜，它毫不含糊地将白日我所见的景致都抹杀掉了。我盼望着山下会突然闪现出打鱼人的渔火，或是堤坝上有汽车驶过，那样，就会有光明划破这黑暗。然而没有，我的眼前仍然是沉沉的无边的暗夜。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祟，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处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有如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了一团火。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其实黑暗是洁净的，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圣洁的黑暗。上帝给了我们黑暗，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如果我们放弃梦想，不断地制造糜烂的光明来驱赶黑暗，纵情声色，那么我们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单色调的世界了。
我感激这只勇敢的蜜蜂，它用一场壮烈的牺牲，唤起了我的疼痛感，唤起了我对黑暗的从未有过的柔情。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
未见周庄，先就喜欢上了它的名字。文人总改不了“望文生义”的虚荣毛病，所以一厢情愿地认为周庄一定是个古朴、宁静。平和的有种夕陽西下安闲情调的小镇。
从苏州到周庄，乘车大约要一个多小时。那天是周日，陰雨。同行者说这日子游局庄不好，因为上海离周庄很近，每逢双休日，周庄便人潮蜂拥，到处都是“阿拉”声。我便暗暗祈祷雨下得再大一些，那样“阿拉”声也许便会退潮。可是乌云并不偏袒我满含自私情怀的游兴，它很正直地从天庭撤退了。我第一眼望见的周庄，便是一带青砖灰楼顶上跳荡着的一轮湿漉漉的白太陽。
周庄旧名贞丰里，开始只是个小村落，到了元朝中叶，它才逐渐发展起来。一个地方的迅速繁荣，必定与商业活动有关，而商人中的巨富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庄也不例外。是江南富豪沈祐由湖州南浔迁徙至周庄，才仿佛在一夜之间给周庄下了一场白银大雪，使这里富得闪光。而沈祐之子沈万三又给这白银般的富庶涂抹了一层灿烂的金黄色，使它显出一派登峰造极般的辉煌，以至人们传说沈万三有一个聚宝盆。然而富庶极端了便有“招摇”之嫌，沈万三便因此而罹难。
据民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要修筑南京城墙，沈万三曾资助一万三千两白银，负责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工程。后来工程超支，他又捐出一万三千两。但朱元璋贪得无厌，命沈万三献出聚宝盆。沈万三不从，将银子运回周庄，藏在银子浜下，又携带聚宝盆远走他乡。后来他被朱元璋的御林军捉住，发配云南充军。而《周庄镇志》记载：“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不管是传说还是史料，都能证明沈万三是因为“露富”而犯上。只要你让皇帝感觉到富得咄咄逼人了，即便不马上人头落地，也只能是虽生犹死、苟延残喘地度过残生。
沈万三终于客死他乡，他的灵柩后来被运回周庄，葬于银子浜底。
周庄的石桥和窄窄的巷道中，果然有层出不穷的“阿拉”声。我们随着导游进入“沈厅”。沈厅原名敬业堂，清末改为松茂堂。由沈万三后裔沈本仁于清乾隆七年建成。沈厅面临河埠，水上有苫着天蓝色布的船在往来穿梭。没有我想象中的临河梳妆或淘米洗菜的女人，那船虽然也古旧，但载的都是嬉笑不已的游人。沈厅的中部是茶厅和正厅，我坐在厅中央的红木椅子上小憩的一刻，觉得一股砭人肌肤的陰凉从足下生起，仿佛我正踩在寒气萧森的地狱之口上。我参观过很多有钱人的宅院，它们大都有着高大的门楼，厅堂四四方方，里面雕梁画栋，陈设的椅子也大都笨重不堪。这样的屋子因为远离窗口，所以陽光的进入就极为艰难。何况周庄的建筑屋檐与屋檐之间几乎相交错，陽光投射下来已经颇多阻隔，又怎谈得上一泻厅堂呢。少见陽光的房屋，在拥有其凝重气氛的同时，必然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给人一种隔绝了自然的沉闷感。流连于沈厅那数不清的房屋，就仿佛是行走在地下墓穴一般，让人觉得阵阵悲凉。后来我们一行人聚在一处小茶坊前就着腌苋菜喝阿婆茶，我偶然看见窗前几株绿色植物的叶片上鼓着几滴被陽光照得晶莹剔透的雨滴，才觉得沈厅的周围仍然有生命在搏动，而在那一瞬间抹去了拜访它时萦绕于心头的凄凉感和萧瑟感。
周庄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明清建筑，它的基调是灰色的。在绿色永不凋、永远是春天的江南，这种灰色总是像闪电一样跳跃。一座座的石桥像一匹匹骏马一样横跨在水巷上，并在水中投下它们的倒影。陽光照着石桥和石桥上的人，也照着水中的石桥和人淡墨似的倒影。吆喝茶点的声音仍然从深巷中掠过奇峭的飞檐传来。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捕捉到了周庄的神韵，然而不绝如缕的游人很快就冲淡了那种感觉。我在嘈杂声中想象九百年前的周庄，也是这样的建筑，不过人很少，坐在厅堂里喝茶的时候，便能清楚地听到归船的桨声。船归的时候，也许会惊扰水中浮游的鸭子，也许闺中的小姐在临河的绣楼里推开窗户，看看那归船上是否有她喜欢的人。若没有她喜欢的人，又有没有她喜欢的丝绸或陶器。屋前的垂柳把一半绿意赋予石墙，另一半绿意却袅袅漫向河水。天色黄昏时，水巷里溢满金色，糯米糕和清茶的气息在每一位盼夫归来的妇人的指间琴音般萦绕。灰蒙蒙的周庄就在一派典雅平和的气氛中滑入夜晚。后来月亮起来了，周庄没有夜游人，月光就散散淡淡地照着周庄的石桥、流水、屋檐、垂柳以及树深处的鸟……
然而纷乱的现实很快又把我与周庄的“神交”隔绝，我们开始参观“迷楼”。迷楼原名德记酒店，柳亚子先生同南社诗词社的人曾在此居留并饮酒作赋。顺着狭窄的楼梯攀上二楼，兀然看见几个南社成员的蜡像，他们看上去仿佛是在切磋诗艺，然而人物凝固的表情却给人一种彻头彻尾的做作感。其实有这一座古旧的小楼足以让人想象南社成员在此居留时的风采了，然而人们却总以为用蜡像来复原某种生命才能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于是我败兴地下楼，又尾随大家来到三毛茶楼。据说三毛曾在1989年仲春来到周庄，我们参观的正是三毛喝茶的地方。茶楼很小，桌凳比较古旧，墙壁上有三毛的巨幅黑白照片。我觉得三毛自缢时不该选择丝袜，而应该用自己的长发做绳索来结束自己，她的长发太美了。我坐在三毛茶楼小憩的一刻，石巷中忽然传来一阵泼辣的叫骂声。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骂声琅琅，无拘无束，跟雨后的陽光一样自由洒脱。我从窗口探出头，见是一个梳短发、着白背心的微胖的中年女人倚着一家铺子的石墙在骂，她目光散漫，举止粗俗，一眼望去便知她是个痴呆。然而正是她这一通骂，使我觉得九百年前的周庄突然掉头回来了。这深深的石巷中有一种经久不息的痴语长风般地穿越了时空。我蓦然想起了沈万三的悲剧命运，他因“露富”而犯上，而痴人却不会因为“露痴”而遭贬滴。“痴”向来被认为是一种无知，所以处于这一状态的人不管说出如何辛辣的话，都不会遭人嫉恨。难怪历史上有那么多名人因为突遭厄运而“佯痴”渡过难关，他们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进行了内心最痛切的反抗。于是就有了阮籍、嵇康的假意“癫狂”，有了明代大才子杨慎被流放云南后，酒后插花满头穿巷而过，使人疑为痴人的传说。“痴”是一种可以使心灵自由飞翔的生存状态，它像一座永远开着窗口的房屋，可以迎接八面来风。于是我便想，沈万三若是一个“痴人”，肯定会逃出朱元璋为他设置的“虎口”。但沈万三不是一介书生，而是财大气粗的商人，这决定了他不会佯痴来求生存。所以世上的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叱咤风云、我行我素、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一种是内敛激情、藏锋不露、能忍受奇耻大辱的人。而我更欣赏的是前者，因为他们像飞旋在陽光中的灰尘一样透明。
朱元璋在南京拥有一片绿意浓郁的山陵作为长眠之所，而沈万三则是“水冢”一座，葬于周庄的银子浜底。王者的灵魂在千秋万代后仍然可以在大地上浪漫地浮游，而沈万三的灵魂则永远湿漉漉地浸在水中，仿佛是在低低饮泣。
先说树脂吧，就是从红松身上流下的油，它在风中会凝固成金黄色。把它们用尖刀从树上刮下来，放进铁皮盒中，然后坐在火炉上去熬。不久，树脂熔化了，松香气也飘了出来，把这铁皮盒放在户外晾一夜，一块树脂就脱落而出。好的树脂没有杂质，水晶般透明，橙色。你们问我嘴里吃着的东西，正是它。它与口香糖一样，不能咽进肚子。当地人称它为“松树油子”。女孩子小时候没有不喜欢嚼它的。她们喜欢嚼出响来，吱喳吱喳的，像鸟叫一样。有虫牙的女孩子嚼出来的响声就格外饱满。
我脚上穿的毡靴是胡达老人送的。是狍皮做成的，又轻便又暖和。说起胡达老人，他是我来乌回镇认识的最有性格的一个人。我被大雪围困在塔城已有三天，是胡达老人赶着马爬犁把我接到乌回镇的。他七十多岁，终日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山羊皮大衣，胸口处老是鼓鼓的，一个酒葫芦就掖在里面。无论他赶着马爬犁、走路抑或到供销社买东西，他总是出其不意地抽出酒葫芦，美美地呷一口，然后痛快地擤一把鼻涕，往棉裤上一蹭。他很矮、瘦，但腰不弯背不驼，牙齿也格外好，所以他走起路来像旋风一样迅捷。我到达乌回镇的当夜，他就醉醺醺地来敲门，首先申明他不是打我的主意来了(笑话，我可是他孙女辈的人!何况他即使真那样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接着他吹嘘说与他好过的女人个个都有姿色，牙齿比我好(他称我的灰牙齿为耗子屎)，眼睛也比我明亮(他比喻说像盛满了油的灯)，手也比我秀气(当时我的手已经冻裂了口)。见他如此信口开河，我便大胆地挪揄他，问他如此五短身材，女人们如何喜欢他?他便笑，半面脸抽搐着，另半面脸则肌肉僵硬(也许是酒精麻痹所致)，这种笑给人一种哆哆嗦嗦的感觉，比哭还不如。他说女人们喜欢他的手艺活，他会缝狍皮坎肩，中间加上彩色丝线;会做兔皮帽子;会用桦树皮做摇篮、小船、盐篓、水桶和米盆。还懂得中医，女人们气血不足、月经不调、腰酸背痛的毛病他全能治得。我问是针灸吗?他抿了一口酒说，“是草药，山上的东西到处都是宝贝。”他还告诉我他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大儿媳刚死)，一大群孙儿。他费力掰着指头数了半晌，说是七个孙子六个孙女，总共十三个。不过他最喜欢的是二儿子家七岁的鱼纹。他接着讲鱼纹，说鱼纹与他连心，他有一次在山中倒套子时一匹马被圆木轧伤了腿，他正愁无法下山找人求救。鱼纹在家中正在炕上弹玻璃球，他突然对爸爸说，爷爷的马受伤了，爷爷下不来山了。胡达的二儿子将信将疑赶着另一副马爬犁上了山，一看果然如此。
胡达那天晚上来找我的目的是为了看我那只栗色皮箱。我想起来他接我的时候就对皮箱产生了兴趣。我就把皮箱从炕上搬到火炉旁，嗒嗒按下锁鼻子，将箱子打开。那嗒嗒两声响起的时候，他的薄耳朵也跟着微妙地颤动着。他凑近那个皮箱，先是目不转睛地看，然后便是一样一样地用手拈起里面的东西，放到眼睛下仔细地瞧。照相机、胶水瓶、微型录音机，甚至绣花睡衣都没有逃脱他的手。他看东西的时候表情格外丰富，一会儿惊讶，一会儿扫兴，一会儿又哀怨(看见睡衣的时候)，一会儿又是愤怒(他不满意我把布娃娃掖在里面，认为这是要闷死她)。他见过照相机，但对微型录音机却不熟知，我便把扣形耳机塞进他的双耳，放了一段音乐给他。你们一定想不到，他最初听到音乐的时候吓得一跳老高，“哎哟”叫着，酒葫芦也被甩在地上。他说：“这音打哪儿来?”不过他听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当我帮他摘下耳机，他嘟嘟囔囔地对我说：“这音不好，闹。”
胡达老人看够了我的皮箱，又问我在乌回镇住多久，一个人怕不怕等等。我说要呆到开春后才走，我在城市里也一个人住，没什么害怕的。他便对我说，你要是害怕，我就唤鱼纹来跟你做伴。
他知道我是做画的，而且也见识过画家，所以对我的颜料箱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几年前乌回镇来过一个画家，那个男人的手指长得跟女人一样纤细，他专画乌回镇的女人。让女人们给他做摆设(胡达的原话)，然后给她们一些报酬。后来有个汉子发现画家画了自己女人的奶和屁股，就联合乌回镇的其他男人把画家揍了一通，将他赶出镇子。他说完后得意地冲我笑着，我连忙说自己对人体不感兴趣，只喜欢画风景。他挺老练地说：“景中就没个人么?”
他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门口的雪地上发现了这双毡靴。我不知道是谁悄悄送来的。问邻居大嫂，她一看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是胡达老人的手艺。”
你们在信上问乌回镇有多大，这让我怎么描述呢?它与周围的山林河谷没有界限，完完全全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显得很大。说它小，那是因为人家很少，不足百户。尤其是这样的时令，外面零下三十多度，偶尔碰见一个人在路上走，也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不在路上讲话，户外没有人语声。有时会传来牲畜的叫声，那叫声也一样是寂寥的。这里的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自己种菜和粮食。冬季的蔬菜基本以土豆、白菜和萝卜为主。它们被储藏在室外的地窖中，三九天气时要在里面生火驱寒。卫生所里只有两个医生，他们兼管打针投药。男患者打针时由男医生，而女患者打针则是女医生。据说以前只有男医生，妇女们生了病都不情愿打针(说是不愿意给男人露屁股)。没办法，乌回镇就从外面请来个女医生。这女医生很文静，单身，所以卫生所里上班时总是三个人(男医生的老婆不放心，也天天陪着来)。乌回镇还有一家商店(年轻人称为供销社，老人们则叫它合作社)，冷清得很，两个店员总是面色青黄地打瞌睡。店里所卖的罐头的铁皮盒早已生锈，好像从二次大战的战壕中挖掘出的战利品。这里经常停电，所以蜡烛生意很好。那天我去买蜡烛，顺便买了两包卫生纸，然后抱着它们往店外走。遇见我的人都现出很羞怯的样子，原来卫生纸这种东西被认为是隐秘商品，不能明面拿着。当地的妇女去买它时总是提着个布兜，男顾客在场她们就去看别的商品，买时躲躲闪闪的，真是有趣。
你们问照片左上角那串草编铜钱，它是鱼纹送给我的。他用这东西换走了我的带小镜子的胭脂盒。鱼纹是自动找上门来的。记得是某一个中午，我刚吃完饭，正守着炉子烤瓜子，一个小孩子推门进来了(我像当地人一样不锁门)，他就是鱼纹。他穿件蓝布棉猴，两个脸蛋冻得通红，吊着一串清鼻涕。他进了门口被热气给熏了个激灵，然后他开始嗤溜嗤溜地把鼻涕吃到肚子里，这才开口跟我说话。他说：“我能换你的东西吗?”我问：“你是谁?”“鱼纹呀。”他挺骄傲地说着，仿佛我到了乌回镇没听说过他，是大逆不道的。我便笑了。鱼纹像老熟人一样脱掉棉猴，从怀中取出一串草编的铜钱，对我说：“它不能当真的钱用，可是比真的钱好看。是我编的，一共二十一个钱。”我问他想换我的什么东西，他便挺老练地说他得先看看我的货。我便把一些零碎东西拿给他，后来他就对胭脂盒产生了兴趣。鱼纹个头很矮，跟他爷爷一样是薄耳朵，不过眼睛又黑又大。他告诉我他家里养着两头猪，一只羊，九只鸡，这些家禽一到春节前都将被宰了过年，只留下一只打鸣的公鸡。他比他爷爷还善谈。接着他问我在乌回镇过年吗?我说当然。鱼纹就乐了，问我大年三十晚上他要是来给我磕头拜年，我会不会给他压岁钱?我说那是自然了。鱼纹便显得欢欣鼓舞的，他在我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给我讲一些他从老辈人那儿听到的鬼怪故事。黄昏的时候，胡达老人来了，他一进屋就说：“鱼纹，我就知道你上这儿来了，一来了外人你就来换东西。你换了啥?”
鱼纹笑嘻嘻地打开那个胭脂盒。胡达老人嗔怪道：“打小就花心，弄个胭脂饼子做啥?”
后来我从邻居口中得知胡达独居，除了年节之外，平素很少到儿子家去。乌回镇若是来了客人，只要是冬季来，一般都由胡达老人接送。雪爬犁在山中抄着近路走，会省去许多时间。不管什么人物来，胡达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人家带的东西，大约这与他是个手艺人有关。我还得知他少年时学过戏，跟过戏班子。他母亲是个红角，有次在南方的一个水乡小镇唱戏，被当地衙门掌印的人看上，活活地给抢到府上。那人这边强行纳妾，那边差人将胡达的爹悄悄装进麻袋，活活地给扔进河里溺死。从此胡达就失去了双亲，他到处流浪，拉过黄包车，给人修过脚，当过厨师。最后他从南方跑到北方，哪里人少就奔哪里走，结果就在乌回镇安家落户了。胡达最听不得的便是唱戏，所以连带着对一切声音都敏感。
乌回镇的天亮得很迟。八九点钟，太陽才苍白地升起。到处都是积雪，远山近山都是白茫茫的。有时我站在窗前看别人家屋顶的炊烟，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因为那炊烟已与天色融为一体了。我手上的冻疮用冬青水洗过后已经痊愈。只不过因为少见蔬菜水果，我的口腔溃疡，吃刺激性食物时疼痛难忍。镇子里的人对我很友好，腊月家家宰猪时，人们总是请我做客。以前我特别讨厌吃猪下水，到了这里后觉得那东西是这么好吃，喝烧酒吃臭烘烘的猪大肠真是妙不可言。有一次我醉在别人家的炕上，指着人家地上的鞋子叫“船”，而擎着筷子叫“桨”，成为笑柄。至于带来的那些颜料，我真是很难说出口，我全把它们涂到乌回镇人家的炕琴上了。他们让我画荷我就画荷，要多粉我就给多粉，过年时还给他们画门神和财神，所以黄绿红三色已经用尽了。领导要是知道我下来体验生活只是画这些个东西，非要气坏不可。可这里的人喜欢我画荷花小鸟、松树仙鹤，除夕时几乎家家都贴着我画的喜气洋洋的财神爷。他们请我画东西时，总是预备下饭食，回来时又给我带来些吃的。我便想做个画匠也不错，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只画炕琴和门神。我堕落了是吗?
鱼纹留下的那串草编铜钱被我当成装饰挂在墙上。你们问另外一些模糊的物件是什么，它们是桦皮簸箕(淘米用的)、火钩子、鸟笼子和豆角干。我失眠的毛病到这里不治自愈，每日都睡得又香又实，每天同当地人一样早早就起床了。有时我到江上去看他们捕鱼，更多的时候则是去他们那儿串门，听他们讲老掉牙的故事。这里的星光总是不同寻常的好。有时夜晚跑到屋外，仰头一望，满天的星星真叫灿烂啊。还有晚霞，这里的晚霞总是鸡血一样鲜红，同雪景形成强烈反差。
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人是如何过年的吧。他们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屠宰家禽、做新衣、蒸干粮、除尘，一直忙到除夕的早上这才罢休。无论男女老少都里里外外换上新衣。老人们挂灯笼，家庭主妇忙着祭祖，小孩子则将兜里装满瓜子糖果到处跑。男孩子放鞭炮，那响声就接二连三地闪现。小女孩则挨家挨户看别人家窗户上的剪纸，看哪种图案更妖娆。我是在邻居大嫂家过的除夕，吃过满盘的饺子后，刚回到家里，门就被撞开了。一股白炽的寒气中“嗵”地跌下一个小人，不住地给我磕头，磕得真响啊，鱼纹来讨压岁钱来了。我给了他五十元钱，鱼纹将钱拿在手中，说是要买几个小礼花留待正月十五拿到他爷爷的院子里放。我便问他爷爷在哪个儿子家过的年。鱼纹一梗脖子笑着说：“还不是跟往年一样?爷爷在每个儿子家的炕沿都沾沾屁股，然后就背着手回他自己住的房子。”
鱼纹说，胡达老人在大儿子家抽了根烟，告诉大儿子早些再找个老婆回家，不要把饭桌老是弄得油腻腻的;然后他去二儿子家，由鱼纹给他磕头。鱼纹每年磕头都会得到礼物，前些年是蝈蝈笼、鼠夹子、兔皮手套、松塔垒成的小屋子等等，今年是一条挂狗用的皮项圈。他在鱼纹家尝了一个饺子，嫌那馅不够咸。他去三儿子家吃了块糖，责备他家的灯笼没糊好，把糨子弄到明面上了，一块一块的白点跟长了癣似的;他最后到小儿子家，剥了一个花生吃，紧着鼻子说他家的酸菜缸没伺候好，有股馊味，然后皱皱眉一拍屁股就走了。
“你爷爷年年都这么过年?”我问。
“年年是这样。”鱼纹说，“他就喜欢我，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给他放花。”
正月十五的那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借着炉火的余温续懒觉，邻居大嫂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我，说是胡达老人没了。我不知道“没了”就是当地人对“死亡”的隐讳说法，以为胡达老人失踪了。邻居大嫂说，鱼纹一大清早起来正在摆弄礼花，忽然从炕沿栽倒在地。他的头被磕了一个包，这时他忽然说他看见爷爷快死了，爷爷正在召唤他，他就撒腿往爷爷那儿跑。胡达老人果然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喘气。见到鱼纹来，眼睛里漫出泪水，说了个“戏”字就咽气了。
“戏?”我问。
“戏。”邻居大嫂说。
我在胡达老人的家里见到了鱼纹。他通身披孝，也许因为泪水的浸润，眼睛更显明亮。他见了我，现出一种大人才有的凄凉表情。正月十五的夜里有许多人为胡达守灵，长明灯在寒风中瑟瑟抖动。鱼纹点燃了那几簇礼花。他每放一个都要说话：
“爷爷，快看，这个花像菊花!”
“爷爷，这花跟冰凌花一样白!”
“爷爷，这个花像是在泼水!”
仿佛胡达老人真的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了似的。我问鱼纹，胡达老人死时果真说出个“戏”字么?鱼纹点点头。我想如果不是“戏”，便是“嘻”字了。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讲，“戏”和“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胡达老人的死，使乌回镇失去了一个有光彩的人物。我几乎天天都穿着他送我的狍皮靴，用温暖的心境来怀念他。他的手艺真是好，所有的针码都压在靴帮里了，靴口轧着一圈缜密的花边。葬礼过后，雪一场比一场大，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在家“猫冬”，只有鱼纹常常到我这里来。他通常是雪住后的早晨来，他带着一条黄狗，狗脖颈处的项圈是胡达老人最后的手艺。鱼纹跟着我学画财神和门神，他每次都带来一张白纸。我教了他一周后，他就能画个大概了。不过他总是喜欢把财神爷的胡子画得又长又飘，就像云彩一样。有时他也帮我烧水沏茶，还帮我抹炕上的灰，他勤快得很。我常常想，要是我能生一个鱼纹这样的孩子有多好。可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孩子的。而我在乌回镇又不知不觉丧失了一次可能诞生灵性儿童的机会。
这话还得从你们收到的这张照片谈起。你们真细心，发现它的邮戳不是乌回镇的，而是出自与你们同一座城市的邮局。的确是这样，这帧一次成相的照片是我拜托一个朋友路过我们城市时寄给你们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胡达老人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天有风，冷极了，镇子里的人传说有几个拍电影的人来了。我走出屋子，发现临江的高岗上果然有一群游动的人影。他们在拍歪歪斜斜的栅栏、木刻楞小屋以及雪爬犁和狗。我便抄着袖子凑过去看热闹。他们共有六个人，是一家海外发行制片公司拍风光片的。其中有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个子不高，面目酷似我已故的父亲(红脸膛，很大的眼睛，浓眉)，他说话语速极快，在工作间隙不时与他的合作者打趣。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问道：“外地人吧?”我点点头。“写字的?”他略带鄙夷地问我，大约以为我是作家或者记者。“画画的。”我说。“哦，差不多都一样，都得用笔。”他挪揄地说，“在城里呆腻歪了，下乡揩贫下中农的油来了?”
他那无所顾忌的样子，仿佛与我相识已久。傍晚的时候，风住了，可灰云却压满了天空，气压低得很。我正在灶房中淘米，回忆着父亲生前的某些生活片断，他突然笑嘻嘻地像老朋友一样推门进来了。
“有我的饭么?”他问。
我呆立着。
“反正你也得吃饭，多做出一口就行。”他放下背囊，“而且我也会做饭。”
我便毫不客气地把围裙扔给他。我们用牛肉煮土豆，用粉丝炒酸菜，他边做菜边唱歌(这也与我父亲一样)，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的样子很贪婪，连菜底的汤计都不漏掉，吱吱地倾着盘子吸个溜干净。饭后，我们坐在炉火旁谈天(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那张少年般的脸庞，他快捷的语调以及把茶水喝得很响的样子。后来我建议他为我拍一张照片(因为我注意到他背囊中有一次成相的相机，而我又迫切想看看那个夜晚的我)。他打趣道：“吃你一顿饭，总要付出些代价。”于是我就穿着毡靴，嘴里嚼着树脂，悠闲地坐在房屋一角。当照片坠落下来后，我发现那颜色和背景都出人意料的好，就想把它寄给你们。为了使你们早些见到乌回镇的我，我让他把信连同照片带走，因为他第二天一大早要离开乌回镇，他中途转机时路过我们的城市。
接着说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天落雪了，这是从窗棂微妙的嚓嚓声感觉出来的。
我们把浓茶喝淡了，所有的话语已经化为炉中灰烬的时候，他忽然温存地说：“今晚让我留下，好吗?”
我摇摇头，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他便站起来穿上大衣，笑笑说：“文化女人。”然后用手抚了一下我的头发。
我看着他，有点恋恋不舍，然而依然望着他在走向门口。我突然说：“你真像我父亲。”
“他一定是死去了。”他说。
我点点头。
他又说：“放心，路过你的城市时，我不会忘了发这封信。”
“谢谢。”这两个字彻底把他赶出门外。
那一夜我不断被恶梦扰醒。早晨起来时望着窗外飞扬的大雪，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忍不住伤感地落泪了。我就如此轻易地让一个美好的夜晚付之东流。我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乌回镇，那样的夜晚永远不会再来了。想起他站在灶房一边做饭一边唱歌的情景，我的泪水就汹涌无边了。后来鱼纹拿着两颗奶糖跑来看我，他说他在家里就听见我的哭声了，他说人吃了糖后就没有眼泪了。我把鱼纹抱在怀里，吻他那双神灯般的眼睛。
你们肯定要嘲笑我的多愁善感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想念你们。我真希望你们能来乌回镇看看，虽然见不到胡达老人了，但他的坟还在，鱼纹也许会画门神和财神给你们看。当然，如果这些人物都意外错过的话，雪是绝对不会拒绝你们的。因为漫长的冬天还未结束，雪三天两头就来一场，你们来看雪吧。只是如果你们也被雪意外围在塔城，胡达老人再也不能赶着雪爬犁接你们去了。
给你们的回信就此打住吧。黎明了，我得吃点东西了。今天的早餐是烤土豆，昨夜就把土豆埋进炉火的灰烬中，现在它们早已被炯熟了，温热气犹在，极其可口，是乌回镇人都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吃过土豆，我得去供销社买蜡烛了，因为来时买的几包已经用光了。还有，因为给你们写信，一个夜晚就这样以“不眠”而结束了，从供销社回来我得补上一个长觉。睡醒后，去一个叫郑顺才的人家，他女儿近日结婚，嫌那台作为嫁妆的缝纫机不喜气，让我去画一对鸳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