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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
择善而从，从善如流，是学术大家获得成功的重要素质，作为当代国学大家的季羡林先生，在其学问的一 生中，结识了不同的师长，学友并得其效益，终成其学。《荀子·大略》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清代诗人唐甄有言“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友者，犹涉险之有助也。”(《潜书·讲学》)清大学士李惺有言“师以质疑，友以析疑。师友者，学问之资也。” 《西沤外集·冰言补》 谭嗣同在《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中告诫世人：“为学莫贵于尊师。”在他们看来，从师是解答疑难，交友是辨析疑难，成才离不开师友。以文会友、师友辅仁，这些用在季羡林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
2005年8月6日季羡林先生生日那天，在中国孔子基金会于北京举办的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暨揭牌仪式上，我得到蔡德贵教授的新作《择善而从：季羡林师友录》，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读完以后更深感一个学术大家的成长确实离不开师友的帮助。这部书印证了唐甄和李惺的话。
季羡林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爱国者鞠思敏，桐城派王崑玉，前清状元王寿彭，“真正念书”的祁蕴璞和尤桐等老师，浪漫的革命者胡也频，一生坎坷的董每戡都是他的恩师。“由于受到恩师王崑玉的激励(王崑玉在给季羡林上第一次作文课时，布置的作文题是《读〈徐文长传〉书后》，他给季羡林写的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从此学习成绩好起来，四个学期连续得了第一名，因此作为书法大家的山东大学校长王寿鹏(同时兼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给他写了一幅扇子面和一幅对联。从此他的上进心更强了，到高中毕业时，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则成为名贯遐迩的大学者”。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他的教诲让季羡林终生难忘。季羡林说“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清华四剑客”。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当时唯一的从学者，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接着又成为吐火罗语国际权威西克教授的惟一学生，得以掌握了世界绝学吐火罗语。
季羡林回国后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忠实助手李铮，“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李玉洁，都是季羡林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忠实助手。没有这些师友，很难有今天学术上如此成功的季羡林。因此在季羡林看来，师友们的一颦一笑，一词一语，无不蕴含着无量温馨;而对后进者，则是无量的财富。季羡林自己说过：“在中国，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都是考据名手。在德国，我的老师Prof.Sieg和Prof.Wald鄄schmidt和后者的老师Prof.H.Lüders，也都是考证巨匠。因此，如果把话说得夸大一点的话，我承受了中德两方面的衣钵。即使我再狂妄，我也不敢说，这衣钵我承受得很好。在我眼中，以上这几位大师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我的学术总结(之一)》，《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正如书中所言：“正是由于所有这些恩师的培养和影响，造就了季羡林。在季羡林的成才之路上，师友的作用大矣。”
本书将影响季羡林学术一生的师友作了评传式的记叙，从中可见大家的学术风范和虚怀若谷的长者气度。读完这部研究季羡林先生的新书，季羡林师友的形象跃然纸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尊师重在内心的尊崇，但是也有外在的表现。在我国几乎尽人皆知的“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是典型实例。北宋学人杨时、游酢二人去拜访程颐，“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杨时、游酢虔敬如此，尊师真切之至。而季羡林为了探望远在北京西郊的恩师陈寅恪，步行几十里，从沙滩北大到清华园去看望先生，知道恩师喜欢喝点葡萄酒专门去送一瓶难得的葡萄酒，与程门立雪心同理同。
尊师重道，目的是要培养至真、至善、至美的栋梁之材。严师身教，尊师成统，择善而从，从善如流，真能这样，我们这个国家，就大有希望了。这正是这部书的深意所在。
拓展：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学术研究内容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4]
重要学术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5]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学术任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任职广泛，曾任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个人著作
出版书目
书目名称 类别 出版年份 出版社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论文集 1957年 人民出版社
《<罗摩衍那>初探》 理论 1979年 外国文学出版社
《天竺心影》 散文集 1980年 百花出版社
《季羡林选集》 散文集 1980年 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 散文集 198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集》 散文集 1986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牛棚杂忆》 散文集 1998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 、《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
《季羡林全集》目录
第一卷：散文一【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
第二卷：散文二【万泉集、小山集】
第三卷：散文三
第五卷：回忆录二【牛棚杂忆、学海泛槎】
第六卷：序跋
第七卷：杂文及其他一
第八卷：杂文及其他二
第九卷：学术论著一【印度古代语言】
第十卷：学术论著二【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十一卷：学术论著三【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学术论著四【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学术论著五【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
第十四卷：学术论著六【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二)】
第十五卷：学术论著七【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第十六卷：学术论著八【佛教与佛教文化(二)】
第十七卷：学术论著九【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十八卷：学术论著十【糖史(一)】
第十九卷：学术论著十一【糖史(二)】
第二十卷：译著一【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一)】
第二十一卷：译著二【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二)】
第二十二卷：译著三【罗摩衍那(一)】
第二十三卷：译著四【罗摩衍那(二)】
第二十四卷：译著五【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五卷：译著六【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六卷：译著七【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七卷：译著八【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八卷：译著九【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九卷：译著十【罗摩衍那(七)】
第三十卷：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