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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张爱玲的作品总是写尽人间苍凉，这苍凉里面充满了作家对人性的思考，同时也蕴涵着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
张爱玲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名奇女子，她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沧桑感，“苍凉”、“悲凉”、“凄凉”等字眼是她经常使用的词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家庭没落、个人不幸与国家危机不期而遇，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造就了张爱玲的苍凉审美，因此她的笔下总是有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一、家庭酝酿的苍凉之底
张爱玲的苍凉首先来源于她的家庭。她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生于没落的宦官之家的张爱玲没有赶上家族的煊赫，这个虚浮的时代只留给她一个枯槁的背影。而父母离异之后，父亲的暴虐和母亲的冷漠让她变得早熟而孤独。
张爱玲的父亲是个沾满封建旧习气而又脾气暴戾的人。父亲的房间里永远都是下午，在那儿坐久了便觉得会沉下去，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yapian的云雾里。”张爱玲在他那里感受到的封建家长的专断、虐待远远多于父爱，因此在她的作品中父爱的缺失表现得尤为明显：《茉莉香片》展示了一个人性扭曲，畸形变态的富家子弟聂传庆的心理历程，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否定了父亲的伟大。《多少恨》中虞老先生抛妻弃女，而当女儿经过多年的苦苦挣扎，就要获得幸福生活的时候，虞老先生又找上门来，苦苦的纠缠着女儿。
在童年时期，张爱玲的母亲就抛弃了她。因此，张爱玲小说中基本没有歌颂母亲的作品，更多的是展示出母亲冷漠、自私、残暴的性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变态得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花凋》中的郑母，怕暴露了自己的私房钱而放任女儿病死。《半生缘》中曼祯的母亲在曼祯被姐姐姐夫奸淫囚禁后，拿着暴发户女婿女儿的钱，甚至临走都没有想要去看下曼祯。在散文《谈跳舞》里直接表达了她对母爱的厌烦：“母爱这位大的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陈词滥调。有些感情，如果把它戏剧化，就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张爱玲的作品中有两处关于母亲的叙述，让读者尤为伤感：一是在母亲家住了段时间后觉得“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还有一处是她觉得触碰到母亲手的那一刻，有种生疏的刺激。
张爱玲在这种昏暗压抑的家庭里孤独地成长起来，她时刻感到无处可依，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抵触和畏惧。在散文《我的天才梦》中，她说：“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很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去医院dazhen，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同于一个废物。”她在叙述时用冷冷的笔触直击读者的灵魂，而自己却像是置身于茫茫苍生之外，冷眼旁观，而她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虚伪、势力和扭曲的。
二、时代构建的苍凉之行
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的时代。张爱玲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更让她感受到世事无常，加深了她的人生虚无荒凉感。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上海当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这种严峻、生死存亡之秋的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之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张爱玲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某一个阶层集体蜕变和没落的时代，她满眼看见的都是梦魇一样的生活，战争给了她末世感和紧迫感。
张爱玲对这个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领悟，她眼光超前，预见性地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正是她这种超前的心态，使她抓住了上海沦陷时期这个机遇。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写道：“我扳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苍凉作为张爱玲作品中的底色，总是有种雪后天空的灰蒙，那是一种沉寂下去却仍不乏活力的苍凉。“她醉心于在古典的梦魔般的氛围中构筑她的传奇世界，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上，细致地描绘沪港洋场社会中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们的人生梦魔。一个又一个的苍凉故事在她完美的结构、曲折的情节、繁复艳丽的意象中被不断地演绎。”她总是着力于揭示心灵与肉体、感情与欲望之间的巨大冲突，这使得她的作品有着强大的张力，充满了洞穿人生况味的冷静与思索。
三、爱情造就的苍凉之巅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的要员，他们的相爱催化了张爱玲创作生涯高峰的到来。在胡兰成首次拜访张爱玲，谈到彼此的写作经验时，张爱玲对于自己的写作经验是这样描写的：“虽然直接经验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但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所以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和恋爱。”在和胡兰成相恋的三年里，张爱玲走向了创作的巅峰。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下流行作品，一谈就是数小时，散文《爱》就是描写胡兰成庶母的故事。
在与胡兰成婚姻失败的那段时间里，张爱玲的作品中总是或多或少的流露出消极的爱情观：爱情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求而存在。在《多少恨》中家庭女教师家茵与作者年纪相仿，父母离异。男主角夏宗豫和胡兰成年龄相仿，是有妇之夫。最终家茵和宗豫还是分手了。张爱玲在处理人物，不经意间折射了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十八春》中曼祯的命运十分悲惨：母女之情、姐妹之情、爱情婚姻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她深刻地感到“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的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想中更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曼祯在多年后见到世钧，说“世均，我们回不去了”这又何尝不是张爱玲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对自己的感情的理解呢。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是深刻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竟会在胡兰成避难温州、与另一女子同居的时候，千里迢迢地追随了去;而在离开温州的前一晚，坐在他与旁人同居的房里，看看他又看看她，直至深夜还舍不得走。但是这种爱又是决绝的，她对胡兰成说：“我要是不得不离开你，我也不至于寻短见!我也不能再爱别人，我就只能是萎谢了!”于是，这场短短三年的恋情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由于在残破的家庭中生长，又在乱世中沉浮，又遭遇了一场深刻而失败的爱情，使张爱玲对“人性”这部书有了太多的破译和感悟，对人生悲凉的况味也有了独到的领悟，这造就了她作品中无法抹去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