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zxrv.com--资料下载】
《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大作。这本书对于60年代的人来说，感觉是在写他们自己，对于70年代的人来说，除了崇拜就是喜欢。对于80年代的人来说，了解了解还可以。对于90年代的人来说，那叫历史，知道就行了。
◆ 1 文艺不当市场的奴隶，跟风是跟不出经典的
《平凡的世界》最初发表，并非一帆风顺。
1986年，路遥将手稿第一部交给《当代》杂志社一名青年编辑，这名编辑在只看了部分稿件的情况下就草率退稿，因为他觉得小说中“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太“质朴”，满足不了“读者标新立异的渴求”。当时，中国文坛正流行现代主义，追新求异之风尤盛，不少文学编辑、评论家、作家成为各种“新思潮”的“忘情歌者”。
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路遥就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坛风潮的变化，但他告诫自己“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他仍然选择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平凡的世界》，因为他坚信扎根人民群众的现实主义在中国不会过时，“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
在文坛追新逐异的潮流下，路遥不随波逐流，而是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习xx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座谈会上则强调，“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多年后，退回路遥稿子的编辑感慨万千：“‘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
◆ 2 创作的方法有千百条，但最根本的是扎根人民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将“为什么人的问题”列为文艺的“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认为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路遥是一个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他看来，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自己，“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作家“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
他始终关注着农民：“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人生》关注着农村青年的发展问题;《平凡的世界》对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命运进行热切的观照。
为写作《平凡的世界》，他深切关注煤矿工人的生活，深入职工群众中调研访问，多次和工人们一起下到千米井下现场，体验煤矿生活，搜集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路遥的创作方法，呼应着二十多年后习xx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平凡的世界》的艺术魅力，用习xx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概括，正在于它“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正能量永远不过时
《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城乡社会的历史变迁，故事的背景是1975—1985年间的北方农村，作家酝酿、创作于1982—1988年。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黄金时代。
改革所开启的“新世界”，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整个社会都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中。同时，负面效应也逐渐出现：人们的道德水平在下降，阶层之间的差距在拉大，拜金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开始变得冷漠……
路遥用现实主义手法记录了这个时代，在《平凡的世界》里，善良、勤劳、聪明的农村青年，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获得爱情，实现了丰衣足食，甚至出人头地。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负面现象：农民的欲望被激发、掠夺性地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淡薄起来。
可贵的是，路遥写出了时代的主流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只要不懈努力，个人就能获得成功和幸福。例如孙少平和田晓霞(其父亲是省委副书记)之间的爱情，没有一丝功利性，孙少平从来没有想过借助田晓霞来实现自己的“成功”。
正因如此，《平凡的世界》焕发出异常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还有无数的读者从中吸取正能量。一位记者曾写道：“那些打工者……他们喜欢路遥的作品，它为他们艰苦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层希望的亮色和奋斗的力量。”
正如习xx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路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本文为你记录路遥：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一生。
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其作品展现出奋斗不息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无数读者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可路遥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郁闷、痛苦和煎熬，以至于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们走近路遥，一起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透视其鲜为人知而又跌荡起伏的内心世界。
终生与贫穷为伴
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用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七岁时，父亲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对于路遥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父亲性格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亲再打一顿。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学生年代。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家里也很穷，他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铅笔而发愁。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为了证明自己，他参加了考试，结果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可伯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就找来劳动工具，让他砍柴、放羊。他愤愤地把绳子、锄头扔进沟里，最后通过与家里谈判，勉强给每月25市斤粮票。不够吃，学习完后，他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这段饥饿和屈辱的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难身影和辛酸烙印。我们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1973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因当过红卫兵头头，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申沛昌冒着风险拍板，路遥才迈进大学校门。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同学白正明说，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吃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路遥的养母李桂英老人说。
路遥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给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借的。路遥曾与朋友说过，《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王天乐曾经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景：“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王天乐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路遥在陕北农村有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的人们，远亲近邻，七舅八姑，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还有小家，他极不善精打细算，日子过的真够窘迫。路遥为改变自己经济情况作过不少努力：为了赚钱，他还炒过股，甚至开价5000元给企业写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去世后只留下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仕途的失败与留恋
路遥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伯父，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路遥和家人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进而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这对于路遥来说，是痛苦的选择。但时代好像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众的写作、演讲、组织才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晋升为“军长”。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深渊。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刘风梅曾看到路遥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后来问他为什么穿一身白?他说他是给自己戴孝。这足以说明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给他带来的刺痛。
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这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min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这部作品中对各级官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写，就说路遥把孙氏三兄妹的爱情写成都与干部子女有关、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这样的安排，似乎印证了路遥看重的更多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潜意识里也流露出他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据说路遥“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陕西作家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也曾写到，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路遥)指着山下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贾平凹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然后把尿尿得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