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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
一、鲁迅对中华民族劣根性的大胆揭露
从小就开始接触鲁迅的文章，但真正爱上鲁迅的文章，那得从初中课堂上学习《阿Q正传》一文算起。文章虽然描述的是一个为世人所忽视的乡下无赖汉，但却从此人身上深刻折射出了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中，中华民族形成的劣根性：
(一)精神胜利法
关于这一点，鲁迅在文中有如下描述：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对于精神胜利法我们无从定义，但它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当一个人受到屈辱、遭到失败，很不得志的时候，用自欺欺人的方法，忘掉失败和耻辱，反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以获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满足。中华民族的这种特征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这根源可以追溯到儒学、佛教上。比如，自古人们就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地带，故称中原。到了近代，国人丢失了汉、唐、明的气势，但从皇帝到平民百姓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做着欧罗巴诸国归依我天朝的黄粱美梦。
比如，晚清统治者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乃文明之邦，是天朝，其他国家乃夷蛮之邦，还不配跟我们天朝交往，于是关着国门大做千秋美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心里还在想：你们的炮弹里的火药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呢，有什么好猖狂的!这种思想的错误之处与鲁迅对阿Q的描述一样：都他们没有任何的原则，不是通过现实的奋斗来实现某种程度的超越，而只是作一番精神上的假想，求得虚妄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只会麻痹国人的斗志，不利于现实的改造，不利于人类的进步，是我们应该扬弃的。
(二)“主―奴”两重性
鲁迅曾说过：“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鲁迅的这番话是对国人的“主―奴”两重性的精辟描述。国人的这种特性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几千年来，这种制度、观念已经渗透到了每个国人的意识深处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便是这种制度的典型写照。对于统治着自己的任何一级的主子，自己是卑躬屈膝的奴才;一旦面对自己统治着的任何下级的人来说，自己就变成了可以大发淫威的主子。形成中国国民性的弊端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的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如果不彻底地改变这种以等级特权为基础的专制体制的统治方式，使得整个国家形成自由和平等的秩序，那么这种国民性的弊端就很难得到根本的改变。
阿Q好斗，经常有发起攻击的冲动。对待不同的敌手，他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往往都和他的思想深处的“主―奴”两重性有直接关系。在“犯讳”的问题上，首先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主动出击，毫不手软。与王胡打架，也是因为他非常渺视王胡，所以先开口骂人，接着又先出手打人，结果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同假洋鬼子的冲突，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便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轻薄。
二、鲁迅大无畏的文艺革命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是鲁迅先生执着的追求，爱国主义是他的思想核心。他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学医。1904年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仙台电影事件使鲁迅先生深受刺激，他深刻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此，鲁迅便弃医从文，以文艺来医治国民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