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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寓言《三戒》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呢?该如何来进行辨析呢?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有很多寓言，如“刻舟求剑”、“揠苗助长”、“邯郸学步”、“削足适履”等等。这些寓言往往是做为议论的手段运用的。柳宗元的寓言，虽然只有寥寥数篇，却对先秦寓言有新的发展：一是他的寓言有了全新的情节，二是有了典型化的形象，三是十分讲究语言表现形式。有此三点，说明柳宗元的寓言成了有意识的创作，使寓言成了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的样式，这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柳宗元寓言的内容是“高度的哲理性与强烈的政治性相结合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往往是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之讽喻”(孙昌武著《柳宗元传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戒》，写了一组三篇寓言：《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作者把他们放在一起，冠名曰《三戒》，是有深刻含义的。
前人议论《三戒》的文字不少，有人说柳宗元的寓言后面，“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言下之意是每个寓言后面作者自己的“评论”就是对寓言内容最透辟的解释和评论。而这个解释和评论究竟是什么，林先生语焉不详。另外，有人以为《黔之驴》是讥讽那些无能的世家旧族的，也有人以为他是在比附、抨击自己的政敌，孙昌武先生说：“这个无德无能却又无自知之名的驴子被老虎吃掉的故事”(《指黔之驴》)“含着一定的讽世意义，如果我们从庞然大物的弱者终究要失败的情节来分析，就该领悟到事物的大与小，强与弱互相转化的道理。如果再从驴子因一踢而丧生的结局分析，又会得出无技不可逞能的教训。而从这个故事中概括出来的“黔驴技穷”一语，又是对敌人力尽而技穷，不堪一击的状态的生动形容”。
《〈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一)》顾易生在《三戒》注的说明里说：“作者通过小麋、驴子、老鼠三种动物的先后悲剧，对旧社会中些依仗人势、侍宠骄横、得意忘形、外强中干、作威作福、贪婪暴虐的人物加以强烈的讽刺，表示人民对他们的蔑视、鄙视和憎恨，包含着对反动统治者所豢养的奴才进行斗争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著名的《三戒》就是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故事，来讽刺那些或侍宠骄横、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并指出他们自取灭亡的下场。”“这些寓言往往概括了一些普遍的真理，其讽刺对象是较广泛的;但这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社会现象，在统治集团中间却是更为大量而集中的存在，因此，它无疑是刺向整个官僚社会的一把锋利的匕首”。
以上这些议论的一个共同点，基本上都是认为柳宗元的《三戒》是讽刺他的政敌或统治阶级的。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一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和驴子的。”由于毛泽东及《毛泽东选集》的影响，黔之驴便真成了敌人的形象了。有的虽然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立刻又转到别处去了。那么，《三戒》的内容和它嘲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要弄清《三戒》内容所嘲讽的事物的真相，先要从观念上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先要承认本人开头说的，柳宗元的寓言是艺术创作，艺术创作的形象(不管是人是物)，都有典型性，是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类型人物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化;艺术创作的原型(或模特)不等于艺术形象本身。第二，我们要摆脱柳宗元创作的寓言特别是《三戒》一定是针对政敌或坏人、恶人的，因为他有很多直接抨击政敌的论文、散文、诗歌，他不一定非要再用“寓言”来比较曲折隐晦地表达他的这种思想和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有时是不便明说或不想直说甚至连作者当时都处在矛盾中说不清楚的。于是他便“托物言志”，让读者驰骋自己的想象，想类似的事物，类似的现象，类似的感情。这种不能一下指实的艺术形象，却能通过读者的想象发展为很多类似的形象，从而使人们受到警策和借鉴，这便是柳宗元寓言不同于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的奥秘所在。第三，我们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象，究竟是紧紧抓住这个内容和形象本身进行研究，还是主观地按自己先已确定的结论(如《三戒》是讽刺敌人或坏人的)去进行研究呢?我认为应取前一种。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来研究柳宗元的《三戒》(原文略)。
我们反复阅读《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发现小鹿、驴、鼠都不象是敌人、恶人或罪恶事物、人物形象的代表，而且也不是作者嘲讽的对象。
“临江之麋”是被人“畋得"(打猎得到)而蓄养的，本身也是受害者,身不由己,只不过它“乘物以逞”，在主人的关心、保护下失去了警惕性，以为一群“外犬”(野狗)也可以象主人家的犬一样“狎戏”，结果被野狗“杀食之”而“至死不悟”!“至死不悟”，是它不知道同是狗，为什么家里的狗能“狎之”而野狗却要吃它!黔之驴虽然“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但它也是无辜的。它被“好事者”用船装到黔，当地人由于从未有过驴而使它“无可用，放之山下”。驴从无害虎心，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挑衅。当驴“不胜怒”(也是忍无可忍)，踢了虎一脚(“蹄之”)，从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被虎“跳踉大阚，断其喉，食其肉”。作者深表同情地说：驴“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柳宗元分明是同情驴的，因为他是受害者，而且是被“好事者”用船把它装到它不熟悉的地方后发生的悲剧!言下之意，如果驴不被好事者弄到黔，它可能就不会遇到虎，也就不会被吃掉!“永某氏之鼠”的矛头所向也不是“鼠”。永州某氏属鼠，便以为鼠是神，因而“爱鼠，不畜猫”致使鼠忘乎所以。当然永某氏之鼠也有不是，无远见，以为“饱食无祸”的日子可以永远过下去。结果当然不是这样，换了一个主人(这个主人不是死掉了，而是徙居他州),新主人对他们下毒手,一网打尽!
回过头来再看作者的小序: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小序是柳宗元对自己创作动机的说明。他说他“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世之人”不能直接解释成政敌或敌人是显而易见的，只能说世上有这么一些人，柳宗元常常对这么一些人感到厌恶。厌恶他们什么呢?他们“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即是不从自己的实际(实力)出发，依仗外力(别人的力量)来达到目的。“逞”，不少书中都注成“逞强”，但从三篇寓言看，麋、驴、鼠都没有逞强，只是不谙世事，不知对手的厉害不切实际地想达到目的。柳宗元对麋、驴、鼠“卒迨于祸”的原因认为是“依势干非其类(依靠某种势力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一起干事)。上文说过他在三篇寓言的评论文字中也表现了对麋、驴、鼠的同情。他本身的看法就是前后矛盾的，至少在感情上是如此!“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柳宗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有人跟他谈了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的情况，他觉得“似其事”，所以才写了《三戒》。
“似其事”三个字是关键!向来无人注意此三字!因为容易懂不必解释。从字面上看，“其”，代词，这里毫无疑问应解释为“那，那些”，“似其事”就是象那件事情，或象那些事。这“那件事”，或“那些事”，究竟是什么事件呢?弄明白了“那件事”、“那些事”，麋、驴、鼠的所指大概也就基本清楚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就必须研究、分析柳宗元创作《三戒》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感情。
柳宗元创作《三戒》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三戒》是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司马，到永州后创作的。柳宗元33岁时擢升为礼部员外郎，成为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依靠重病在身的唐顺宗李诵的支持，打击宦官、藩镇和大地主大官僚的势力，推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兴利除弊取得一定成功，仅几个月，由于李诵病重被逼让位于宪宗李纯，李纯在宦官、藩镇、大官僚地主的支持下取消改革，贬谪、诛杀改革集团的主要领导人物，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八人都被贬为偏远州的“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八司马事件”。柳宗元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贬为“自度罪大”的流囚。这种不平常的遭遇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给予他极大的精神上的打击。
柳宗元在柳州的职务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编外闲员，到永州后，他既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他自己说是“俟罪非真吏”(《陪韦使君祈雨口号》)，即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被流放的囚徒。柳宗元初到永州，寄居在一座古寺——龙兴寺里，这里环境荒凉，所居西厢房仅有北窗，光线昏暗，潮湿闷热。整天接触到的是僧侣和佛经。半年后，随他来永州的70岁老母就病故了，柳宗元身心再次受到重大打击。当时他只30多岁，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致，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
在这种情况之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为自己和改革辩护，希望当政者和朋友们谅解，这还算积极的一面;二是自怨自艾，自我忏悔，自我责备。在他的《与裴埙书》中,他说自己参加革新活动是“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性有倨野，不能摧折，以名盖恶，势益险”。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自己“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很忤贵近，狂竦缪戾”，以致反对派对他“di诃万端，旁午搆扇，尽为敌雠，协力同攻”。柳宗元得意时确实年少气盛，骄矜之态溢于言表，他自己在《答问》中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事急务”。加上当时改革派得势，鱼龙混杂，其中不少人结党营私，以为有顺宗李诵支持，可以永远掌权，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大官僚韦皋在给当时监国的李纯的奏章中写道：“今群小得志，毁紊纪纲，官以事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心腹，遍干贵位，潜结左右，唯在萧墙”。也大体上说明了当时改革派缺点错误的一面。到了永州，由于他身心交瘁，精神十分苦闷，所以自幼就受到佛教熏染的柳宗元这时进一步到佛教教义中寻求解脱，甚至一度发展到想出家当和尚的程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三戒》是柳宗元由社会上一般情况联想到“永贞革新”“其事”从而发出的种种怨愤和自我嘲讽，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永贞革新”的影射和总结。他不愿直接也不能全面准确地说清当时的那些事，那些人，只觉得改革集团成员“不知推己之本”，不考虑自己的力量，以为依靠顺宗李纯的力量(“外力”)就可以“干非其类”“以技以怒强”，部分改革派中的分子又“窃时以肆暴”，这一切都导致了“卒迨于祸”!柳宗元的佛家思想又使他有点悔不当初，受人愚弄的感觉……可是这些他又怎能公开说出来或写出来呢，何况直接涉及到封建社会里神圣而又不可侵犯的顺宗李诵和宪宗李纯!于是他只好用三个寓言来表达了(其他寓言中也有类似的意思)。
最新出版的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在评论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时说：“柳宗元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知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这两种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他们认为柳宗元的寓言讽刺的“贪心者”、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和‘不知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也包含着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集团的各色人等，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是我研读《三戒》和柳宗元其他作品后形成的一得之见，我认为这样解释才比较实事求是。这样说是否会降低柳宗元《三戒》这组寓言名篇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呢?我以为不会。因为类似的政治事件、经济事件和生活事件是很多的。古代有、现代有，中国有，外国也有，而且不一定仅仅发生在“统治阶级”中间。柳宗元《三戒》的社会性、思想性、艺术性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