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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一书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亡是一种自然的归宿
生和死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生就有死，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人首先考虑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没有必要去为无法抗拒的死亡和根本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忧虑、烦恼。但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便有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一种是消极避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竹林七贤”。另一种是自私自利，巧取豪夺，拼命满足肉体、感官欲望的享乐主义方法；另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就是：珍惜生命的存在，尽可能使人生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无法获得生命的永恒，但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创造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传予后人，使已不朽。
（二）死亡是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再加上亲历临死者的痛苦神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恐惧”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假如人类没有死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
正因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死亡的濒临便成为一种生命外在的威胁力量。相反，“以死相拼”也成为抵御某种威胁自己最高理想和价值的最后的武器。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威胁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对违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死刑。
（三）死亡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无论是来世的死亡观还是现世的死亡观都能成为它的逻辑前提。佛教中的“涅槃”让人进入一个极乐世界，道教的顺“天道”而亡就有一了百了的寓意。《红楼梦》第一回踱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好便要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如果生命的过程实在难受，有些人会以死亡的方式作最终的了结，这是对现实的绝望，对生存价值的彻底放弃。其实不然，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个人来说，它是统摄一切的力量；对社会来说，它是构建社会大厦的根本基础，社会的一切都要来源于它。
（四）死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这里又有两种情况：要么把死亡作为追求理想的工具，认为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多少痴情男女为爱殉情：梁山伯、祝英台化蝶而飞，罗密欧和朱丽叶相卧而死。要么把死亡作为一种灵魂的升华，把美赋予死亡本身而美化死亡。为什么成为千古绝唱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悲剧而不是喜剧。有人认为三毛的自杀既是她对荷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留恋和无奈，更是她把死亡作为“灵魂升华”的手段。她与荷西的结合是灵魂和肉体的最完美的结合，荷西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荷西去了，她也去了，死亡便成为她必然的选择。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寄托、镶嵌在死亡身上，使死亡本身看起来如此美丽让人向往。在这里，美好的愿望便超越了痛苦的事实，反映了人们通过死亡来延伸美好愿望的心理期待。
从李庆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死亡观念散发着浓厚的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气息。大多数的中国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死亡，彰显、规定死亡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中国历史造就了如此众多千古流芳的仁人志士的原因。再一个，中国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曲折和驳杂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死亡观也往往处于现代和传统的交合中。由于个体生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主流文化中突出的是为“集体”而献身的英雄和烈士，这些人往往被神化以达到某种政治教化的目的。所以，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往往被赋予政治上的意义。还有，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在这座政治大山的高压下，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当他们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时候，于是把希望和理想更多地寄托于死亡身上，要么美化它，要么使之神秘化。所以说，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念的三大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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