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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礼诚信是公民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它对于规范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道德行为，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般说来，“明礼”是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诚信”是人的内心状态。
中西方的诚信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诚信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诚信，即诚实守信，讲信用，守诺言，办实事。
文化内涵
两千多年前，至圣先贤孔子就曾说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可见，明礼诚信早已被古人所重视、所推崇。
今天，在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中，明礼诚信又被列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一，足见其意义深远。
道德传承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
“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些都是中国自古讲究礼仪、礼貌的代表言论。
的确，明礼是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而诚信则是人的内心状态。
“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诚于内而礼于外，是对明礼诚信的最佳诠释，明礼，只有表现了人内心的诚信本质，才不会流于虚伪的形式;诚信，只有通过明礼的外在形式，才能最恰当地表现出来。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准则，而明礼诚信正是其中之一。
“明礼”
《纲要》提出的基本道德规范即所谓的五句话、二十个字中，分解开来，实际包含着十个道德规范，其中有九个规范都是过去已有和常用的，“爱国”、“守法”、“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些规范，确实不能说是这次制订《纲要》时新创造出来的。
在这十个道德规范中，唯独“明礼”是一个创新的规范，在以往的文献记载和日常使用中，很少见把“明礼”作为正式的道德规范来使用的。
仔细掂量，“明礼”作为创新的规范提出来，既是很有意义的，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是合情合理的，贴切地、简明地综合概括了“礼”的多重含义。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
中国获得这样的美名，首先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格外讲究“隆礼”。
这里的“礼”，既是指“礼仪”、“礼节”、“礼貌”，又是讲“礼让”、“中和”、“谦敬”。
从“礼仪”而言，孔子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大意是说，君子严肃自己的容貌，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慢无礼;端正自己的神色态度，就可以使别人相信;谈话时注意言辞声调，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俗和错误言论。
《礼记》上还专门有这样的规定：“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意思是说，进入一个地区，先要问当地的法制禁令;进入一个国家，先要问该国的风俗习惯;进入别人家里，先要问主人有什么忌讳。
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讲究“礼仪”、“礼节”、“礼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
从“礼让”而言，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大意是说，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有欲望而得不到满足就有追求，有追求而无限度就会造成争夺，有争夺就会造成社会 混乱，礼的作用，就是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和限度，使人们相互礼让、安分守己，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
荀子的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礼治思想的代表，也是“礼让”思想最著名的言论之一。
中国“礼仪之邦”的美名，正是从讲究“礼仪”和“礼让”的文化传统中获得的。
而“文明古国”的美名，既是讲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文化，更是强调中国是一个“隆礼重法”，彬彬有礼，谦谦君子的国度。
在这个意义上看，“文明”和“礼仪”、“礼让”是密切相关的。
“文明”与粗俗、野蛮相对，而“礼仪”、“礼让”，正是表明人们彼此之间尊重、谦和与体谅的关系，也就如孔子所说的，“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今天，在我国公民道德的建设中，提出“明礼”作为基本道德规范之一，至少在形式上，是综合、概括了过去的“礼”所涉及的“礼仪”、“礼让”和“文明”的含义。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明礼”不仅是申明、倡明“礼”，而且是注重“礼”的实践。
作为我国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的“明礼”，主要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狭义上讲，“明礼”就是讲究“礼仪”和“礼让”，包括重礼节和讲礼貌。
“礼仪”和“礼让”，应渗透到职业场所、公共场合和家庭生活中。
职业人员在处理与被服务对象的关系，处理与其他职业的关系时，“礼仪”和“礼让”是必不可少的职业道德的要求。
彬彬有礼，办事热情，服务周到，互相尊重，都会在基本的“礼仪”和起码的“礼让”中得到展示。
人们在公共场合，大到国际的交往、外交关系，小到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打交道，都要遵守起码的礼节，讲究起码的礼貌。
特别是在一些正式场合，如外交场合，还必须严格遵守规定的“礼仪”，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要做到得体、适宜。
公共场合的“礼仪”、“礼让”，包括“礼节”、“礼貌”，不仅事关个人的形象，而且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国格，因此，决不能把“礼仪”、“礼让”、“礼节”、“礼貌”，通通斥为虚伪的繁文缛节而加以轻视。
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同样要讲究“礼仪”和“礼让”。
对年长者要孝敬，对同龄人要平等友善，对年幼者要慈爱，这些要求，都伴随着相应的“礼节”和“礼貌”。
荀子曾说，所谓“礼”，就是“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这些话对今天处理好家庭关系中的“礼”的关系，也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家庭生活中的“礼仪”、“礼让”还包括处理许多其他方面的关系，例如，怎么接待客人，客人来时应持什么礼节，客人走时应持什么礼节，等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比较重视这些细节的，如《礼记》中记载：“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礼记·曲礼上》)大意是说，与客人一起进门，在每一个门前都要请客人先进。
今天我们开展公民道德建设，重视家庭美德建设，也应当注重家居生活中这些礼节、礼貌中的细节问题，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在这些生活细节中，养成懂礼节、讲礼貌的习惯，归根到底，是养成尊重他人、互相礼让的道德精神。
从广义上讲，“明礼”就是讲“文明”。
从这个角度看，“明礼”就不是一般地讲“礼仪”、“礼让”，不是专注于“礼”的倡明和践行，而是讲注重公共文明和公共道德，这就是讲究《纲要》中强调的“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注重的是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的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自觉遵守在这些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基本道德规范。
《纲要》对“社会公德”具体规范的概括，继承了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的表述，即“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包含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从“文明”、从“明礼”的角度去加以理解。
甚至包括维护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要求，都应当算做“明礼”的内在涵义。
“诚信”
把“明礼”与“诚信”放在一起组成“明礼诚信”，这不应理解为是偶然的、随意的，也不能理解为仅是为了朗朗上口。
“明礼”和“诚信”，确实具有内在的联系。
一般来说，“明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表现，“诚信”是人的内心状态。
“明礼”只有表现了人内心“诚信”的本质，才不会流于虚伪的形式或繁文缛节;“诚信”只有通过“礼仪”、“礼让”的形式，才能够最恰当、最真实地表现出来。
《礼记》对“礼”有一个解释：“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记·礼器》)说明古人早就把“忠信”视为“礼”的本质。
“诚”于内而“礼”于外，是对“明礼”与“诚信”相互关系的最好的解说。
不“诚”，则无“礼”;无“礼”，则不“诚”。
确实应从这样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明礼”与“诚信”的内在联系。
“诚信”的基本内涵，包括“诚”和“信”两方面。
《周易》有“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乾·文言》)孔子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都是古人关于“诚信”的代表性观点，这些观点在今天大体上也是成立的，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诚”主要是讲诚实、诚恳;“信”主要是讲信用、信任。
“诚信”的含义，主要是讲忠诚老实、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
“诚信”首先是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
孔子讲“民无信不立”，是指国家的统治者应取信于民，否则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
孔子讲的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
把孔子的话引申开来，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可以说是“无信不立”。
国“无信不立”，统治者“无信不立”，领导者“无信不立”，家庭“无信不立”，个人当然也是“无信不立”。
今天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要大力倡导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以信待人、以信取人、以信立人的美德。
“诚信”其次还是市场经济领域中基础性的行为规范。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突出强调“诚信”规范，无疑具有明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针对性。
我国自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成就巨大，世所瞩目。
但是，由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所未有的创举，遇到的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在经济领域，当前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十分猖獗，不仅仅是一般的商品假冒伪劣现象严重，而且连统计、审计、财会和合同，也出现了严重的欺诈现象。
可以说，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已遍及当今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人民的生活为之受苦，企业的经营为之遭殃，国家的声誉为之败坏。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大声疾呼要以诚信为本，江同志号召不但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而且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国务院专门颁布了整顿和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规，其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靠法治和德治两手，从源头上根治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
这一系列举措的基本道理就在于，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的背后，本质上是“诚信”的危机。
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是把企业的经营效益和个人的收益寄托在“诚信”之上，而是豪赌在坑蒙拐骗之上，幻想在一夜之间通过不法和缺德的手段暴富。
因此，真正的治本之道，一要靠法律的严厉制裁，二要靠道德、靠“诚信”的教化，尤其要靠营造一个“诚信”才能致富，欺诈必定破产的社会道德和舆论氛围。
这样才能够使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从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道德准则，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从道德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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