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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一个偏僻且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校。二零一零年被迫关停,接着被出卖,再接着被拆除,遗址被农民开垦种上了庄稼,只有一堆残垣瓦砾弃置在长满野草的土坡上让我凭着昔日的印象记起这儿曾经就是我的母校。
记得母校还没拆的时候,每年春节回家我都会带着妻儿从故居出发,沿着门前的乡间道路,脚踏松软的枯草,穿过广袤的田野和鸡鸣犬吠的村庄然后绕母校一圈,漫步于校园伸手触摸那似乎还有余热的门窗和满是沧桑的砖瓦,或俯身窗台注目室内,仿佛那位发际线特高的班主任林老师,站在讲台上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村上那位举人朱才哲的故事,教室里同学们围在门板搭成的课桌旁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那个每次都不一样的故事,凛冽的寒风穿过没有玻璃的窗子呜呜作响,单衣薄裳的老师和孩子们仍旧热闹非凡。
故乡虽然偏僻和贫穷,但是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地方,清朝道光二十年还曾出过举人,举人官至五品翰林,所以乡邻称他 "朱翰林",他当过台湾知府,因为治理台湾有功,还曾得到道光皇帝御笔亲书 “诗书第”牌匾嘉奖。从此故乡读书风气日盛。
据传,母校初建于清朝末年,开始只是一所拥有五间茅草屋的私塾,五十年代进行了第一次扩建。记忆中母校建在七个自然村庄的中间地带。全村最远的孩子上学约半小时的路程。五岁时我就在这里开始启蒙。
第一次扩建后的母校分南北两栋建筑,每栋建筑各有七间,朝南的一栋白墙灰瓦,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四五年级的教室,朝北的一栋红墙红瓦,是一至三年级的教室,两栋建筑之间是操场,是我们的活动场所,课余时全校八九十个学生滚铁环,踢毽子,打陀螺,跳高跳远。有时候全校人抢一个球。或是冬天挤在一起抱团取暖。
校园的南北东西栽满了树木,最多的是垂柳,里里外外有四排。校园周边一公里全处是庄稼,春天放眼四望金灿灿的油菜花漫天遍野,吸引着成群结队的蜜蜂和粉蝶翩翩起舞;绿油油的小麦在和风吹拂下像大海的波涛此起彼伏;长长的柳条迎风招展,阵阵柳絮如阳春白雪漫天飞舞;苍翠的竹林风声飒飒,如歌如潮;鸟儿和青蛙在风中轻轻吟唱。仿佛世外桃源。
母校的园墙外南面有一个长一百多米,宽二十多米的长形荷塘,盛夏满池青翠欲滴的莲叶与红色和白色的莲花交相辉映,徐徐矄风裹挟着阵阵清香沁人肺腑,悠闲的青蛙像修禅的僧侣,在贴水的莲叶上正襟危坐,尽情享受清凉。每逢烈日当空,一群乌龟拖家带口集体匍匐在那倒覆在水面的古树上,晾晒铠甲,直至太阳偏西而去。
我上初中那年,母校进行了第二次扩建,据说是老村支书和老校长退休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扩建后的母校所有建筑一律朝南,红墙红瓦,房屋一共三十间,远看像列火车,每个年级的老师有独立的办公室,学生也不像从前那样两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了。村上优先给学校配置了柴油发电机组,晚上老师们不再在油灯下批改作业了,教室的窗子都装上了玻璃。门前有一个宽阔的广场,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广场中央便是升旗台,清晨音乐响起,老师和学生一道昂首挺胸面向庄严的国旗齐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除夕夜十点许,我按当地习俗去爷爷奶奶坟上送灯辞年,点燃三柱清香和一塌纸钱,接着闭目三拜,又自言自语地和爷爷奶奶一番对话,如他们在世时的久别重逢与告别一般。
忙完,我一个人悄悄来到母校的遗址上迎着凛冽的北风,闭上眼睛追忆起我的母校,那慈祥的老师,那开心快乐的儿时同伴……
二零一零年村支书和校长找到我,要我出面与政府部门协调一下,希望能够保留这所百年小学。支书和校长声音低沉,泪水在眼眶打转,几乎在哀求我。最后我的协调失败了。拿支书和校长的话说:邻村在政府那边有人,所以他们的学校得以保留,我们的学校被关闭撤销。
母校,被拆了,像一个满脸沟壑纵横的老者,油尽灯枯,被人抛弃了,轰然倒下了。永远地消失了,剩下一堆残垣颓瓦。
这件事像一把刀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灵,没日没夜地折磨着我,我不知道日后如何面对那些逝去的为我们成长呕心沥血的老师,还有曾对我寄托厚望的老支书。一股酸酸的痛楚如夜幕般模糊了双眼,无助与无奈涨满心头。我念念有词俯身于地:永别了母校!风中夜莺哀啼,不绝于耳。像母校的哭声,老师的哀叹,同学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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