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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历时上千年，所译入中国的佛典、输入中国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引言
佛经翻译作为中国译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不仅对中国翻译界的影响巨大，对中国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也可谓意义深远。可以说佛经翻译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门，对后世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鉴于佛经翻译对中国翻译界的贡献已为各位略懂翻译史的人或翻译界的学者们共知，如支谦的《法句经序》、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慧远的“厥中论”、玄奘的“五不翻”，等等。本文针对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中语言、思想、绘画艺术、文学方面的影响问题进行探讨。
2.佛经翻译的概况
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始于东汉，盛于隋唐，续至宋元，经历了草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后，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初期共译经书570部，译经多由外籍僧人口授，汉人笔录。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和竺法护。东晋至隋代这一阶段被称为佛经翻译的发展期，期间共译佛经3155卷，著名的翻译家及理论批评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他们不仅在实践上大有成就，在理论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到了唐代，佛经翻译发展至鼎盛时期。据记载，此期的译经数量为玄奘的贡献最突出，他不仅译经达70部之多，译法更高超，或直译或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历经了发展鼎盛之后，到了宋元，在朝廷的支持下，译经事业虽还在继续，但在唐后期及周朝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已使其繁华成了历史。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中止。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纵观佛典汉译的历史，除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四大译师”之外，尚还有留下姓名的译者200多名，共译佛典2100余种，6000余卷(祁志祥，2000：76-79)。
3.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3.1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哲学重经验认识，轻理论思维，注重对生活自身的探讨，轻视思考彼岸的问题。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传统思想便不断受到佛教思想的冲击。
首先，在人生观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首要探讨的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佛教认为人生一切皆苦，人生的目的应该是解脱生死，人处在无休止的轮回当中，宇宙万物也都在轮回当中，还将宇宙划分层次，有天堂、人间及地狱。这一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致使许多人相信，人生的确有轮回，人生的确有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要解脱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摆脱轮回。也使人相信人确实有前生也有来世，可能寄托于不同的形体中，可能在天堂，在人间，也可能在地狱。
其次，在宇宙观上。我国秦汉时期便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这一体系一直为儒家和道家所继承发扬。自佛教宇宙观传入以来，这一理论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各种争论。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故儒佛道三家就开始对有神与无神、宇宙的虚与实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宇宙和探索宇宙的奥妙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儒佛道三家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如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和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样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3.2对汉语言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芮沃寿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一书中提道：“最显著而无所不在地体现出佛教影响的就是现代的中国语言。从山村野夫的谚语到文人骚客的雅言，那些源自佛教的词语，人们信手拈来，对其由来却不甚了了。”
佛教对汉语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词汇，一方面，历代佛经翻译者运用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创造出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汉语新词，如大批音译或创造而来的词“佛，如来，菩萨，罗汉，比丘尼，袈裟、比丘尼、涅槃、解脱、刹那”等。另一方面，不少汉语中的已有的词被赋予了佛教的意义，出现了大量的“佛化汉词”，如表达佛教基本教义的“空、法、因缘、自然、无为”和“十二缘生”的“无明、行、识、六入、名色、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据日本人所编著的《佛教大辞典》统计，由佛经翻译传入的词语多达35000余种。据此，梁氏发出了“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的感慨(梁启超，2005：15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佛教的流传，佛语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慈悲为怀”、“现身说法”、“恍然大悟”、“菩萨心肠”等都来自佛语，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翻译佛典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翻译的基本方式是外籍僧人诵出原典，按原语语序翻译成汉语，再按汉语行文习惯改写。这种方式虽弊端十分显著，但对保存外语的文体及风格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汉语文体及语法的影响十分明显。如汉语中原没有或很少用的倒装句、提携句或散文诗歌交错，诗歌为无韵等，在佛典中多为应用，翻译过来以后，既保留了天然西域之语趣，又渐渐成了汉语常用表达法。另外，佛教用语一般都通俗易懂，佛经翻译也力求明白晓畅。既不用古文家的绳墨格调，又不用骈文家的绮词丽句，“之乎者也”皆一概不用，而采用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白话文初见端倪，佛经翻译为汉语言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除此之外，对汉语语音的形成贡献也是显著的。汉语文字属于表意文字，其读音之难长期困扰中国人学习汉语。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其文字拼音化的原理和方法，大大启发和推动了中国人对汉语文字新的认识，解决了汉语文字读音难的问题。具体表现在：(1)反切的产生。梵语五十字为一切字之本，梵语及中亚胡语入华后，译经僧或文人借鉴其拼音原理和方法，创造反切。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普惠，2002：107)(2)四声的形成。汉语文字由声、韵、调三者构成，南北朝人不论做诗还是日常口语都好用双声、叠韵，佛经翻译盛行后，学者遂将梵语转读方法运用于诗文创作，形成平、上、去、入四声。
3.3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
佛经翻译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理论的发展。如禅宗中的“自性论”虽然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撞击到绘画艺术界，却激发了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和创作的主体精神，唤醒了心灵自由的向往。艺术家们的创作一改昔日倾心于外在事物描摹的做法，而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抒发个人心灵的独特情感与思想;佛经强调“顿悟”，表现了非理性和超越性的一面。这一思维启发了中国绘画艺术家，他们为了抒发自我内心情感，往往超越物象，超越自我，打破时空的限制。如王维所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竟有一丛芭蕉，丝毫不考虑时序;“境界”在佛典中随处可见，就一般意义来讲，佛学中的“境界”是指佛界理想国或与事物相联系却超越事物之外的某种虚幻的精神，这种虚幻的精神只有通过知觉的方式才能把握，与绘画的艺术密切相通，中国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将佛教境界与易象说等理论融合，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意境说。
印度佛教艺术是佛学思想和希腊艺术结合的产物，其不同风格的艺术促进中国绘画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新的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绘画写实手法的进一步发展。绘画内容从直接表现统治者的生活与权威转向维护统治的宗教题材，绘画的场所由宫殿走向石窟、寺庙，石窟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如新疆龟兹石窟，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敦煌石窟等。
3.4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的两千年间，据《大藏经》与《续藏经》上的数字，佛经翻译连同中国人做的注释在内，共有三千多部，一万五千多卷。如此宏大的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学史带来了强劲的冲击，不但增添了无数新材料，建立了无穷新意境，而且创立了不少新文体。如宋元时流行的说唱文学及后来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都是源于佛经里的偈颂体文。通观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从六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之传奇，宋之话本，再到元明清的章回小说，无不打上佛教深刻印痕。佛经翻译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甚为深刻，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诗歌，皆与佛典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鉴于佛经翻译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影响都很显著，已经成了文学研究界的研究课题，非一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故本文在此不作深入探讨。
4.结语
佛经翻译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由于历史的久远，文字、文化的变迁，当时所译著的经典已为现在读者所遗弃。但佛教作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在新的世纪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严格的学术规范对古代佛经和今人研究的著作进行翻译和再翻译，将当做一项紧急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二十一世纪的佛经翻译面临更好的机遇，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深入人心，为译者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语境，同时语言学、宗教学、文献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也为佛经重新进行阐释提供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