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zxrv.com--大学日记】
俞天任：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 疯狂贩卖战争
大家专栏2014-01-21 08:23
[摘要]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
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但总的来说“反战”在日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
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
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在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所以可以整个地说，在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洲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开来。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
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两大报纸为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
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包着爱国主义或者皇国主义包装的“战争”。当时各个传媒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如果有哪家报纸哪怕是不当心敢于反对战争，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后，一片战争赞美之声的日本传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所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了，马
场恒吾利用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主笔的立场一直在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而已，但就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报纸上全部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
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事局，警视厅，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据这两部法律来检查传媒的内容，但实际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警察并没有更多地介入具体的事务，比如内务省的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长的指示是：“和主要日报以及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这种叫做“内面指导”，由各传媒自己控制。
1938年指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传媒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源不足，纸张等传媒资源都成为了战略物资，这样报纸的数目也在不断减少，1938年日本全国有739家报纸，到了1941年初以所谓“整顿恶德不良纸”的名义减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县一纸”的理由减少到了54家，有趣的是这种“一县一纸”的做法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一个县只有一份报纸。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媒体是自主地在配合战争宣传的话，到太平洋战争之后就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珍珠港之后，主管媒体的内阁情报局立即发表了“禁止登载非经大本营许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传媒作为言论机构的机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工具。在同一个命令中情报局还明言：“禁止登载对我军不利的消息，但是让人认识到战场的真相从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的文章除外。”
所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传媒走过的道路就是：夸大战果——>封锁失败——>鼓吹彻底抗战这个三部曲，是一场完全的欺骗。
而且是主动地在行骗，所谓的“大本营发表”确实是谎话连篇，但那种谎话只能欺骗一下老百姓，骗不了传媒。各个传媒都有特派员在前线，他们对前线的了解不次于参谋本部或者军令部，而且传媒能接触到外国通讯社的信息，所以各传媒对战场上发生着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心知肚明，但却没有向国民发出过任何信息。
传媒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资料：日本《读卖新闻》推出中文版新书反省战争历史
新华网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曲志红 隋笑飞）围绕“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东京审判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等五个主题，日本《读卖新闻》2005年起进行了历时14个月的系统调查，反省战争责任，并公开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映这一调查结果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中文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检证战争责任》中文版约３５万字，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省。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为背景分析，从日本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天皇、内阁、议会、军部、媒体等，讨论了战争的发生、发展过程；第二部为事实检证，对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全过程，进行了叙述和分析；第三部对不同层面的相关责任者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
《读卖新闻》总主笔渡边恒雄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出版这本书的动机，无非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日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民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步平认为，《读卖新闻》能够勇敢地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大声疾呼日本的“战争责任”，不是仅仅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够做到的，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能力。这本书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
该书还配发了100多幅历史图片，这些图片大多数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日本读卖新闻媒体平台。
当年拍摄的，大都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再现了历史场景。(新华网2007-07-17)
资料：《連續六天頭版登“虛構故事”：日本讀賣被專家猛批》 日本《讀賣新聞》上月曾連續六天在頭版刊登了一個關於北韓以核彈襲擊日本的虛構故事。一些日本和香港媒體學者都對亞洲時報在線表示，以此方式“把事實和虛構混為一體”，是“極不負責”和“危言聳聽”的行為。更有學者指出，最令人難過的是，雖然這次《讀賣》處理手法極具問題，在日本國內卻一直沒有引起任何討論，人們視之為平常。
“以下為虛構故事。不過，也並非空想。”──驟眼看，這似乎是小說的開端，但事實是，這是一個新聞專題的開筆。這文章出現在日本《讀賣新聞》頭版正中央，題目是“核之威脅”，文中“虛擬”了北韓一旦成功進行高水平核試，日本安全將如何不保。
這連續六天的頭版系列，每天描寫一個虛擬北韓威脅的情景。系列從1月17日開始、除星期天外一連六日刊載，全部安排在頭版刊登。頭炮文章除了佔據頭版最中心最大的位置，更擁有伸延至第三版的超長篇幅，佔去第三版社論欄以外的所有版面。
系列中的每篇文章，都極盡現場感地仔細描寫“危機”的發展，“首相府”和“大臣們”如何緊急應變。雖然每篇都在開初寫道：“20XX年X月X日，北韓……”，但如果一位速讀的讀者略去了這句沒看，單從文章的所佔篇幅、圖片和標題的使用，都難免收到這樣的信息──這是個“真實”的危機。
日本同志社大學傳媒學教授淺野健一說：“恐怕99%的日本讀者都會被誤導，
以為這是真的。整個系列都放在頭版。這種處理方法是《讀賣》首見的，也是瘋狂的、不負責任的。”
淺野批評，《讀賣》這個系列“把事實和虛構（facts and fiction）混為一體”，處理手法極為“偏鋒”。文章在開首聲明“以下為虛構故事，但也並非空想”之說法，可說自相矛盾，“虛構就是空想，怎麼能說並非空想？”日本读卖新闻媒体平台。日本读卖新闻媒体平台。
淺草又道，這個系列從文章篇幅、圖片運用到標題內容，都予人十分誇張的迫在眼前感覺。即使撇除頭炮文章，系列中的每篇字數都超過1500字。雖然是虛擬情景，但都伴以資料圖片。頭炮文章所附的資料圖片，更是整個頭版的中心大相。當中暗示的“隱性”信息就是，這是十分重要的文章（即使內容是虛構的），起碼不下於同日的新聞頭條（其篇幅相對還要小）。
也有傳播学理论學者指出，印刷傳媒最能吸引讀者的訊息，每每是視覺上最起眼的元素，包括主題圖標(logo)、標題、相片內容和相片說明等。這個系列以“核之威脅”作為每天主題圖標，伴以每天的大題。例如頭炮的大題是“發現異動．連番緊張”，旁邊的大相是從日本長崎眺望遠岸的朝鮮半島，相片上面卻以黑體反白字的中型題寫道：“開發搭載蘆洞導彈的彈頭”。
雖然《讀賣》已在小標題中提醒讀者，這是在“20XX年”可能發生的事。但淺野健一教授指出：“這不過是掩眼法。人們是不會理會這個提醒的。要知道，這是每天銷量達1000萬份的全國最大報章，還是放在頭版，圖文並茂。”
淺野還表示：“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讀賣》這個系列從頭到尾都沒有註明誰是作者；那即是說，沒有人會為個假報道系列負責任。換了是平日的專題系列或報道，都會有作者名稱的。”
淺野指出，《讀賣新聞》是一份支持建制和政府政策的報章。它的主席兼主
筆，是保守派政論家、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密友渡邊恒雄，“自從渡邊入主之後，《讀賣》就由原來的相對中間路線愈走愈右（儘管目前未算最右）。基本上，”《讀賣》支持自民黨政府意欲修改和平憲法、引領國家走向“正常化”、加強自衛隊角色、強硬對待北韓的思維。
淺野教授說：“我會形容《讀賣》的做法是lapdog journalism（哈巴狗新聞），比起yellow journalism（煽情新聞）還要不濟。日本新聞界大都受官方聲音主導，不僅不能發揮監察政府的watchdog角色，反而淪為附和政府的lapdog。”
淺野教授指出，“最令人難過的是，日本民眾長期受‘哈巴狗新聞’洗腦，變得毫無批判能力。以這次《讀賣》系列為例，雖然其處理手法極具問題，在日本國內卻一直沒有引起任何討論，人們視之為平常。“如果換作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泰晤士報》作這樣的報道，一定會引起極大爭議”。他認為：“這也反映了日本新聞水平之低。”
他也曾就這個報道致電代表日本國內北韓人的“朝鮮人總連合會”，其會長對他說，《讀賣》這個系列會令日本人更加憎恨北韓人，該會對此十分失望。但他們在日本社會中毫無地位，無力就此提出抗議。事實上，即使淺野本人撰文作出批判，根據他過往的經驗，有關文章也只會石沉大海，永遠不會得到主流傳媒採用。 這個虚构故事系列出現的背景是，近年日本社會的右傾化趨勢，右翼声音漸漸成為主導聲音。主流社會普遍視北韓為國家安全最大威脅，而這亦是鷹派主張加強軍備、包括與美國合作發展導彈防衛的主要依据。北韓威脅論在日本有相當市場，安倍晋三幾年前就是憑著力主強硬對待北韓而嶄露頭角，最後挾人氣登上首相寶座。
事實上，《讀賣》在所有虛擬情景中，都不斷穿插同一個信息──要是發生這些情況，受制於現有法規，自衛隊將如何“縛手縛腳”；宣佈日本“周邊有事”的限制條件很多，日本不能隨心所欲地作出應變；國家重要設施只能由警察守護，不能隨便出動自衛隊戒備；日本不是常任理事，在安理會不夠影響力；日本神盾艦的截擊導彈能力仍有限……
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的吳偉明助理教授也認為：《讀賣》這個系列如此明“目張膽地誇張北韓威脅，實在太過分。它甚至還把文章放在社論版。無法令人接受。”他同時覺得，整個系列背後的右翼意識可謂呼之欲出。 專攻日本媒體流行文化的吳偉明指出，右翼意識近年已明顯入侵日本電影、漫畫、暢銷小說等流行文化領域，例如去年的電影《亡國之盾》就充滿了修憲擴軍的思想。一些渲染鄰國威脅（包括中國）的報道，也常見諸二線的小報式周刊。“但今次不同，今次是號稱大報的《讀賣新聞》。可以說，這是標誌主流傳媒放棄傳統操守界線的一次重大改變。” 节选自《亚洲时报》2007/02/13
论日本五大报业发展启示
【摘要】日本被世界堪称为“报业王国”。其报业发达程度令世人触目。在这个
弹丸之国，发行了120多家报纸，其发行密度位列全球之冠。它的报纸发行量一直位于世界前列，每千人拥有报纸的数量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的报业创造了世界媒体的神话，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
【关键词】日本报业；发展；启示
五大报业集团
19世纪中后期，日本国内首次出现“报纸”这一词语，在日语中“新闻”的意思其实就是指报纸。其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报业迅速在日本成长。目前，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五家大报为核心的传媒垄断集团，全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主要集中在这五家大型传媒集团的垄断之下。
这五家垄断传媒集团有着共同的特点，具体表现在：第一，它们都在东京、大阪以及其他主要城市设立总分社并分别出版，每个总分社又出版各种地方版，此外它们还各自出版各种期刊、图书，成为拥有许多子报的报业集团；第二，它们除了出版报刊外，还经营广告和其他文化产业，因此又成为庞大的传播媒介集团；第三，除了媒介产业以外，它们还经营其他业务，分别拥有几十家旅游、交通、娱乐、房地产、保险业等方面的子公司，因此它们同时又是跨行业的联合企业。
垄断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以美国为主的盟军管制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改造后的日本传媒业逐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走上了西方“新闻自由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盟军占领阶段结束以后，日本报业开始复兴，报业兼并也从这个时候开始。1951年1月，《日本经济新闻》同时在大阪出版，8月《产经新闻》宣布在东京设立专卖店，其他各报也纷纷采取有力措施，相继设立自己的链锁专卖店和专售网络。1952年11月，《读卖新闻》在大阪出版。至此，《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奠定了全国性报纸的基础，并且形成这几家大报对全国报业的垄断局面。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形成了三大综合性日报三足鼎立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起初是《每日新闻》局第一位，其次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发行量大约分别为500万、400万和300万；这三大报的发行量占当时日本日报发行量的43.7%，如果加上《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这五家报纸发行量所占比例达到54.9%。[1]
日本报业由五大报垄断的局面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到了90年代，日本报纸多数在东京、大阪等主要城市设立分社，按地方在当地出版。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报业的历史悠久、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这些主要的报纸还借助其强大的实力兼营广播电视网，成为这些广播电视网
的母公司，对日本的广播电视业进行控制。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日本便形成了由五大报业垄断传媒集团的局面。
经营模式和特点
日本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壮大，这一切都得益于经营者的经营方针。在日本，报业一直都推行着一种独特新颖的发行方式---宅配制度。[2]所谓的宅配制度，是指靠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营业所负责派送报纸，而营业所并不属于报社，它们是与报社签订合同负责发行报纸的公司。在宅配制度下，居民订阅报纸只需要给营业所打个电话，确认姓名、地址等详细资料后，即日就可以收到订阅的报纸，这种制度对于想看报纸的居民来说是十分便利的。其实宅配制度之所以能够推行得如此成功，背后还得依靠一个重要因素---读者的支持。事实上，根据统计，日本国民的平均阅读量都位居全球前十，再加上日本的教育普及率十分高、人口密度大等因素，读报纸几乎都是每个日本民众一天开始就要做的事情。从这点也很容易看出在日本阅读报纸的普及率相当高，而且读者群相对稳定，这也促使报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种种迹象看来，宅配制度的确是最适合日本报业发展的，但是一种看似没有缺点的表象是很难看出它背后的缺陷。凡事都有对立，宅配制度发展下，日本的报业发行仅仅靠这种方式销售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只有百分之五是依靠零售渠道销售。近几年来，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报业发展的现状，也促使报业开始走上衰落的道路。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络新媒体发挥出报纸不能比拟的优势。比如信息的即时性传达，以及网民互动的反馈等等，报纸在这几个方面都不能发挥出优越性。在这个网络媒体横行的时代，报纸新闻产业的生存空间正在慢慢缩小。除了外在的威胁，报业其自身也有配套上的不完善，单一的发行销售渠道也是促使报业衰落的因素之一。据了解，在网络媒体的威胁下，日本报社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把报纸发行量减少，但是订阅报纸的读者群已经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报纸的滞销，出现大量剩余的报纸，造成求过于供的局面，无奈之下这些剩余的报纸只能够通过报纸回收的渠道力求减少报纸生产带来的支出。
要应对网络媒体，传统报纸产业也要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比如开设各自的新闻网站，为读者提供即时、方便快捷的阅读体验，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次是结合报纸与网络的优势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模式，将报纸和网络两者合二为一，吸引更多读者。当读者从报纸开始向网络转移的时候，读者群基本稳定后，可以尝试实施网络收费浏览，当然价格要比传统报纸便宜。实行产业的从内而外的深度改革，加强产业链，将自身的产业服务对象推广到更广的读者层，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年龄阶层的读者群。比如，日本经济新闻社3月29日新设了内容事业室，以推进报社的多媒体战略。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除加强跨媒体整合外，报社对产品的定位也做了一些调整，着力抢占青少年和银发市场[3]。
启示
日本报业的发展不仅创造出一个奇迹，从它的诞生到发展高峰，再到逐渐的日落西山，都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毫无疑问，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最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是否适用于现今的网络高速发展时代。事实上，我国的报业发展至今一直还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从我国的销售报纸方式来看，最普遍的销售方式不是靠读者订阅，而恰恰
是零售的方式为多。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读者群偏少数，而且更多的人都选择电视新闻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而不是依靠阅读获取。首先是看新闻比阅读新闻更容易获得资讯，加上声音和画面的优势促使更多人选择电视新闻，而不是纸质新闻。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的报纸产业与日本大不相同，基本上国内的报纸都是属于国家属性的报纸，也就是俗称的“党报”这造成了报纸的主要作用不是带给群众信息，还在给党和国家做宣传，营造一种刻意的爱国思想，并非是让群众自觉爱国。当然，无可否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方针，面对当今网络新媒体的强劲发展势头，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严峻，唯一不变的就是学习别人的做法，然后融合自己的特色应付千变万化的信息时代。
从日本的报业发展兴衰可以看出，一个产业的长久发展不是必然的，当出现新产业与其形成竞争时，结果不是赢就是输，因此要努力从中找到自身的优势，发展才能得以延续。因此我们应该吸纳经验，逐渐完善自我的不足，发展自身的优势，创造独立的品牌特色，才是维持报业生存的唯一道路。
注释：
[1] 刘艾林；《日本报业发展概况及特征》；中国新闻出版报
[2] 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
[3] 钱铮、孙巍《日本报业：新媒体时代的生存之道》 ；中国报协网
上一篇：我孤独你怎么不陪我,一句话
下一篇：真空排水在综合管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