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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古代西方哲学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古代西方哲学论文篇一试论科学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
[摘 要]随着主客二分思维从萌芽、酝酿、确立及解构的演变，科学也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壮大及陷入困境的过程。在主客：分思维指导下高度发展的科学却带来人类意想不到的生态困境，于是各大哲学流派纷纷提出解决主客二分危机的各种方案，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排斥主客二分而主张主客交融的现象学;逻辑经验主义主张将思维的界限局限于语言的范围内，巧妙拒斥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等主张完全解构主客二分，提倡无中心和非在场的观点;后SSK代表人物拉脱尔、皮克林等提出科学实践分析方式。正确解决主客二分思维危机的一条可行性途径是承认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主客辨证法的科学实践观。
[关键词]主客二分思维;主客二分危机;主客辨证法
[中图分类号]B0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068—02
一、主客二分思维的演变历史
主客二分思维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并得到快速发展的深层次的根本因素。主客二分思维的形成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在原始社会人类和自然还没有分化，人类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被淹没在自然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是人类非有机体的身体。人类对于自然如同幼儿对待母亲一样，视之为自身不可缺少的肉体的一部分，对自然充满爱和恐惧。这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原点。那时虽然也产生把人类自身的现象映射于自然的神话和巫术，但这时主客两者之间没有差别，主客二分的思想无从产生，所谓的自然科学也不存在。
古希腊时期，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界渗透或者充满着心灵这个原理之上。“希腊思想家们把自然中心论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正是后者的存在才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他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运动体的世界。运动体自身的运动，按照希腊人的观念是由于活力和灵魂。但是他们相信自身的运动是一回事，而秩序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设想心灵在它所有的表现形式(无论是人类事务还是别的)中都有一个立法者，一个支配和调节的因素，它把秩序先加于自身再加于从属它的所有事物，首要的是自身的躯体，其次才是躯体的环境。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还是有理性的;自然界的每一造物在心理上分有世界灵魂的生命历程，以及在理智上分有世界心灵的活动”。对于希腊人而言除非它是不变的，否则没有东西是可知的，而自然界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的世界，这就会导致科学认识上的不可能。这时主客二分思维还没形成。同时在认识论上少数思想家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觉得到的认识才是真的，如普罗泰戈拉提出的命题：“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之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命题包括人和自然的对立和主客二分思维的萌芽。
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理论”经由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改造为宗教神学，在宗教神学里把自然看作是心灵所能了解但不能全部了解的事物，视上帝为一切存在和不存在的根本原因，自然万物和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之物，自然是上帝赐予人类任意处置的财物。上帝即是世界的本原又是一切认识来源的最高存在。主客二分的思维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里得到充分的酝酿，这时的认识主体为虚拟的人格化上帝，充当客体的则是上帝创造的自然万物。
文艺复兴时期，主客二分的思维得到明确的区分，主体性观念得到充分张扬，这是近代自然观的必然产物。近代机械自然观是由哥白尼等孕育，由把自然数学化的伽利略、培根创立并在牛顿等人那里趋于成熟。与希腊自然观对立的近代机械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断言它即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所以它就没有能力理性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部机器：一部按其本来意义的机器，一部被其之外的理智设计好的机器，并朝着明确的目标去的物体”。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是早期机械论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一种理性主义的二元论即精神和物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上帝这个绝对实体。精神主体如何把握外部的自然客体呢?笛卡儿认为可以用纯粹理性的方法既数学方法去建构真理体系。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不能作为检验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他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哲学中笛卡儿把主体和客体进行严格的区分，从数量和规律上把握客体把自然作为科学技术对象加以把握。意味着把自然界彻底客体化、外部化，这时主客二分思维已经形成。
自笛卡儿哲学确立主客二分思维之后，宗教神学中蒙蔽认识主体的上帝已消失，人不再是上帝的造物而成为整个世界唯一的主体。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自然成了主体的对立物，人类开始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进军来满足人类的贪欲，造成一系列生态危机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二、主客二分思维的危机及不同解决方案
文艺复兴以后主客二分思维促进了科学的较大发展，而科学的发展确证人是可以高度依赖的理性主体。18世纪休谟提出怀疑论主张。他认为人是无法通过理性去认识外部自在之物的，这标志着主客二分思维危机的萌芽。紧接着出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既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科学不是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和有关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它们超出纯粹客观事实的范围，而涉及主体的问题。实证主义主张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都排除在外。”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实证主义忽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看不到客体是由主体赋予的，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正是主客体关系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解决时，实证主义排斥形而上学和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观念时，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力就逐渐丧失，哲学的危机日益显露，寻找哲学的出路便成为哲学各大流派的中心任务。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哲学的危机，他指出;“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这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地认识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实证主义排斥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他所创立的现象学就是要站在事物的立场而不是以主体的立场对意识加以描述，他认为自己的现象学在哲学的严格性和关注生命、生活、人性之间找到恰当的表述。但这种描述排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随后他的学生海格尔对他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彻底抛弃主客二分思维，即他后期提出的“在的真理”就
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曾指出，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是基督教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那时以来，挖掘现代生态危机的文化、哲学和价值根源，就一直是西方环境伦理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像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利奥波德那样，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都认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许多基本观念都与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本观念相冲突，因而，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学，它对整个西方哲学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尤金·哈格洛夫(EugeneHargrove)的《环境伦理学基础》(1989)一书则通过系统梳理西方主流哲学的基本观念，揭示了西方主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失之交臂的内在机理。
哈格洛夫系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国际环境伦理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杂志《环境伦理学》(季刊，创建于1979年)的创始人和主编。《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西方思想史上抑制人们环境思想的哲学观点、科学理论和土地使用的态度，第二部分揭示和说明了西方传统的审美、科学态度与现代环境哲学之间的亲和性，第三部分则试图把自然美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该书不仅扩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视野，还为我们深入理解“西方哲学是如何遗忘自然的”这一主题提供了迄今最为详尽的文本。
哈格洛夫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于塑造西方人的环境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和理性至上论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西方人重视自然的客观存在，造成了西方哲学史对“自然的遗忘”。在他看来，“几乎从三千年前开始，当西方人第一次开始哲学思考时，哲学就要么与环境思考无关，要么与之相互冲突(第20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格洛夫通过分析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观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古希腊哲学假设，世界的合理结构是简单的。希腊哲学寻求的是那些能够用理性从中推导出所有其他知识的第一原理。对第一原理的寻求使得希腊哲学漠视感性事物和感性知识。生态关系是复杂的和感性的关系，生态知识属于感性知识。所以，从希腊哲学的视角出发，很难形成生态学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唯一从生态学视角理解自然的希腊哲学家，并引发了对生态学、植物学、地质学的兴趣，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发展出环境保护的思想。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认为，在动物出生后，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的，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露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是格格不入的。
古希腊哲学还抑制了对自然界的审美欣赏。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看来，自然界是不完善的，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美丽的。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他们感受最强烈的是世界的秩序而不是它的美。希腊的哲学家们过分忙于对物质、原子和其他假设的实体这类没有被他们的感觉直接体验过的事物的思考，因而他们不拥有形象化的或审美的体验，不能发展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希腊哲学对自然美的这种冷淡也被传递给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后者错误地把这种冷淡看成整个希腊文化的特征，并从一开始就试图效仿它。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也难以形成保护自然的理念。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某种终极的实体或物质构成的。这种终极的实体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没有开端，不可毁灭，不可动摇，也不会终结。因此，在希腊形而上学看来，存在就是存在，它不可能变成不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它也不可能变成存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时隐时现，不停地产生和
消失。它实质上是某种“非存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幻觉。“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足够的持久性，使得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有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终极实在的世界(物质的或形式的)具有不可毁灭的和不变的特性，因而终极实在世界中的事物是如此永恒，以致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没有意义。”(第40页)
在古希腊之后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或经院哲学对待自然或环境问题的态度也没什么大的改变，因为，中世纪中期和晚期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完全是站在基督教的角度重新消化和吸收希腊哲学(特别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中世纪的哲学观念无非是对希腊哲学的消化和吸收;中世纪哲学忠实地继承了希腊哲学对自然的漠视或遗忘。
西方现代哲学也继承了古代和中世纪哲学遗忘自然的传统。哈格洛夫所理解的西方现代哲学始于17世纪早期，并包括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哲学。由于笛卡儿是“西方现代哲学问题之父”，西方现代哲学完全是在笛卡儿式的哲学框架内展开的，因而哈格洛夫将笛卡儿哲学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标本来加以剖析。
首先，笛卡儿的第一哲学及其方法导致了对外部自然之客观性的怀疑。笛卡儿的怀疑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其存在之真实性的是怀疑着的自我，而且，这个自我只是一个精神实体，而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对笛卡儿的这一思想予以“发扬光大”。贝克莱认为，客观物质是一种不必要的假设;不仅物质的第二属性(颜色、气味、滋味等)是主观的，物质的第一属性(广延性)也是主观的。休谟则进一步指出，严格地说，我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已经存在的感觉或印象。因此，笛卡儿的哲学导致了西方哲学的理念论。根据这种哲学，存在的仅仅是精神实体，外部世界是不存在的。这种怀疑外部世界之客观性的哲学当然不可能关心自然的保护。
其次，笛卡儿的二元论及其神学预设也使得保护自然变得毫无疑义。笛卡儿的二元论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实体组成的。精神和物质都是由上帝(一个不是被创造的实体)创造出来的被造实体;它们之间既无共同之处，也不能相互影响。物质或精神这两种实体都不是永恒的或不可毁灭的，它们的偶然存在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由于“客观物质的存在直接地依赖于上帝的力量，所以，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关怀就仍然找不到恰当的位置。自然中的变化，无论好坏，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而超出了人类的控制。”(47页)
最后，笛卡儿遵循希腊的主流思想，认为感觉干扰了对自然的研究，所以他也试图在经验世界之外去发现适用于最基本的终极实在的原则。对自然的“观察”在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位置可言的。笛卡儿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虽然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十分有效，但在研究地理学和生物学关系方面并不有效。关于科学研究的这种方法论不仅影响了博物学的发展，还阻碍了环境视野的兴起。
总之，在哈格洛夫看来，在笛卡儿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科学研究模式鼓励哲学家和科学家不去思考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漠视和对环境的遗忘。当然，哈格洛夫并不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环境伦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毫无用处。在他看来，“环境伦理学是[西方]哲学修正自身巨大错误——拒斥在真实的生活中所具体体验到的自然世界——的一次机会。”他的著作《环境伦理学基础》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为环境伦理学找到根基。哈格洛夫认为，存在着一些现存的西方观念，它们可以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合适的基础。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件新的外衣;我们需要的是一件进行了重要修补的外衣”。至于哈格洛夫对西方传统哲学这件“旧外衣”的“修补”是否必要及合理，经过他“修补”后的西方传统哲学能否为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学提供有力的支持，则需要由现实的实践来检验。在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学派时，我们是直接披上“洋装”，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件“旧大衣”进行“修补”以及如何进行“修补”，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基础》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
古代西方哲学论文篇二西方古代哲学研究回顾
引言
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古希腊罗马哲学奠立了西方科学和人文传统，历来是激发西方文化活力的智慧火种。古希腊罗马哲学已经孕育了之后形形色色哲学形态的雏形，要理解“西学”即整个西方知识传统的演进，总要回溯到古希腊罗马哲学。从公元前六世纪的“七贤”时代，至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学园，西方古代哲学绵延1100余年，期间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这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是很突出的，它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宝藏。伴随着西学东渐，汉语学界开始正式引介西方古代哲学，涌现出了李石岑、陈康和严群等一批优秀的希腊哲学研究者，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西方古代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了系统介绍、深化研究的时期。
一、基础研究
第一，翻译了一些西方古代哲学的基本典籍。
严群在八十年代初编译出版了柏拉图的若干对话录，如《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郭斌和与张竹明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吴永泉翻译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吴寿彭编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若干著作，如《动物志》、《动物四篇》、《天象论•宇宙论》和《灵魂论及其他》。这些译著的出版以及一些旧译(如陈康的《巴曼尼得斯篇》)的再版标志着希腊古典哲学原著翻译事业的恢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翻译事业得到大力推进，最引人瞩目成果当属苗力田主持翻译的十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和王晓朝翻译的四卷本《柏拉图全集》。尽管这两部译著在精确性上都存在不少缺陷，但无疑给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带来了巨大方便，它们的出版可算是汉语哲学界的盛事。王太庆翻译的《柏拉图对话集》(2004年)尽管只涉及柏拉图的部分对话录，但仍不失为一个很有价值的中文版本。2000年以来，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推出了多种古典西学经典著作的译注和疏解，其中涉及古希腊罗马时期重要哲学家(如柏拉图、斐洛、卢克莱修等)的经典，计划中的“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以及详细注疏;该注疏集已有吴飞译疏的《苏格拉底的申辩》面世，余作值得期待。据国外经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现代文版本都存在一个长期的反复磨砺和修订的过程，因此中文译本的完善仍是一项未来应继续努力的事业。近年来，希腊化与罗马哲学的典籍也得到了更多的翻译和介绍，主要代表是包利民和章雪富主持的“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其中收入了伊壁鸠鲁、斐洛、普罗提诺、普鲁塔克、恩披里柯、奥古斯丁以及其他一些代表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王晓朝翻译的《西塞罗全集》(已出第1卷)和《上帝之城》也属于拉丁哲学的经典。此外，晚期希腊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代表性著作《名哲言行录》也有了中文译本。
上述译著的出版填补了不少空白领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晚期希腊哲学的精神实质。然而，从总体上说，在原典的翻译和注释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原典翻译涉及的范围还很不够，尤其是大量晚期希腊哲学的重要著作尚没有中文译本，现有译著只是冰山一角，因此需要有计划、持之以恒地组织研究力量来翻译;其次，原典翻译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的中文译本，无论涉及前苏格拉底残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还是晚期希腊哲学著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主要的问题是过多依赖英译本、德译本等现代文本，难以充分贴近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本，而且在译名的严谨性和统一性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最后，多数经典译著都缺乏详细注解和诠释，这无疑是亟需加强的。
第二，翻译和介绍了若干现代西方学者在古代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仍然未能反映出其总体图景。
在哲学编史类著作方面，翁绍军和陈修斋分别翻译了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纲》和罗斑的《希腊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起源》。此外，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特伦斯•欧文的《古典思想》，柯费尔德的《智者运动》，泰勒的《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伽达默尔的《伽达默尔论柏拉图》，梅林的《理解柏拉图》、罗斯的《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一批专题研究著作也都被译成中文出版。西方学者关于古代哲学的研究性著作十分丰富，而且不乏深刻而有影响力的作品，这类著作有助于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了解古代思想以何种方式传承和渗透到现代西方的思想界，并且也为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古典学术提供了一种参照系。然而，可惜的是，这类著作的中译本数量太少，而且一些当代重要思想家和古典学家(如第尔斯、里特尔、那托普、海德格尔、德勒兹、J. 伯奈特、F. M. 康福德、C. H. 卡恩、G. E. L. 欧文、G. 弗拉斯托斯、M. F. 伯南耶特、M. 弗雷德、A. A. 朗和D. 塞德利，等等)关于希腊哲学的许多诠释著作和论文尚没有中文译本，因而难以反映出当代西方学者在古代哲学研究方面的总体图景。
第三，在资料选辑和编史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资料选集类著作方面，苗力田和陈村富分别主持编译了《古希腊哲学》和《古希腊名著精要》，前者是继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年)之后又一本原著资料选辑，后者则是一种摘要式的介绍和评论。这些资料选辑类著作为高等院校的哲学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学科建设。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在资料汇编方面的工作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且不说近代以前的各种“学述”(doxography)和哲学家传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学者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利用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校订、注释和翻译，积两百余年之功，终于奠定了今天的古典学(Classics)基本框架。但是，就国内学界而言，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对古典语言的不熟悉以及资金技术的不到位，使得这个领域极少有人问津。
在编史类著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合著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已出版前三卷)。对于西方断代哲学史著作而言，该书在体例上是空前盛大的，平均每卷约有八十多万字，一千一百多页。该书第一卷论述了从希腊哲学的产生到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包括希腊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背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自然哲学家;第二卷论述了智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第三卷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并简单介绍早期漫步学派的情况;即将出版的第四卷论述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希腊化-罗马哲学。这部巨著参考了丰富的希腊哲学文献，注重探索希腊哲学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吸收近现代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比较分析他们的见解，详尽地研究了希腊众多哲学家与流派的思想，在史料鉴别、人物与思想评价、探究希腊哲学思想演变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杨适的《哲学的童年》(1987年)细致追溯了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线索，多有深刻的独特见识。他的新作《古希腊哲学探本》(2003年)可以被看作“希腊哲学简史”，叙述了从希腊哲学前史到罗马斯多亚派哲学这一千余年的哲学基本脉络，不过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历史事实的探究和历史线索的梳理，而在于哲学观念的诠释和阐发。该书表达了作者在《哲学的童年》以后对希腊哲学的新理解，其最大特点是强调了Ontology问题在希腊哲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在开头部分用大量篇幅重点分析了Being概念的语源学意义。姚介厚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2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部分(2005年)，王晓朝的《希腊哲学简史——从荷马到奥古斯丁》(2007年)和邓晓芒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2007年)也各有特色，分别代表了国内学者新近关于希腊哲学的三种理解方式。前两者特别强调从文化和历史的视野来考察哲学史，而后者则从黑格尔主义视野出发更加关注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
二、热点问题与理论创新
1、Being问题研究
“Being”(希腊文to on，德文Sein)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翻译和理解问题一直是汉语学界的难题。二十世纪上半叶陈康等人曾就此做过一些探讨，但未形成定论。到了九十年代，这个问题终于成为争论热点，引起了国内西哲界的大讨论。这场争论的主要表征是“是派”(主张用汉语的“是”来翻译和理解 Being)迅速崛起，并且对“存在派-有派”(主张用汉语的“存在”或“有”来翻译和理解Being)展开激烈批评，强调必须用“是/是者”取代原来主导性的译名“存在/有”。然而，多数“存在派-有派”并不否认Being有“是”的含义，他们往往是“调和派”(主张Being具有“存在”和“是”等多种意义，不可偏废)，并且对极端“是派”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语义学层面的争论只是问题的表面，各种思想立场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才是这场争论的实质。这种对立归根到底是“形而上学”与“逻辑学”进路之间的分野。“存在派”基本上立足于形而上学(实在论)视野，因此强调Being表示“存在”、“存有”、 “本体”和“活动/生命”等方面的涵义，而“是派”则多少带有一些逻辑学前见，强调Being直接关联于系词to be，并且在“S is P”这样的命题结构中表示“同一性”与“真”等方面的涵义。在争论过程中，一些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相关论述进行了重新梳理，使困难重重的Ontology得到了多方面的澄清。值得注意的是，争论双方都试图到古希腊哲学的原典中寻找有力的证据，多位学者对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相关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对关键术语进行了重新诠译，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总之，这场讨论的意义不限于一个哲学范畴的译法，它一方面表明了古希腊哲学确实关涉西方哲学的全局，另一方面表明了西方哲学的终极视阈正在向汉语敞开。(参考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王晓朝《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王太庆《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叶秀山《中西关于“形而上学”问题方面的沟通》，《论巴门尼德的“有”》;杨适《希腊哲学中的on(being)的几个基本含义的来源和相互关系》;陈村富《关于希腊语动词eimi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王路《巴门尼德哲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是”和“是其所是”》，《对希腊文动词“einai”的理解》;俞宣孟的《论巴门尼德哲学》;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ON》;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黄裕生《论“是”》;邓晓芒《Being的双重含义探源》;詹文杰《虚无与虚假之辨：柏拉图的Not-being概念》。上述论文大多数收入宋继杰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2、早期希腊哲学
哲学发端时期的许多开创性思想对后世思想起着重大影响，早期哲学家的一些术语和思想模式甚至成为了后来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内核”。国内学界对早期希腊哲学一直都比较关注，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从总体上看，关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巴门尼德的“Being”概念的讨论最为热烈。多数人仍然从“ 对立统一”的所谓“朴素辩证法”角度去解释和评价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学说，并无太多新意，而另一些学者试图把“逻各斯”和老子的“道”沟通起来，比较分析中西形而上学在开端处所反映出来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颇多创见。(参考陆沉《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天府新论》1999年第6 期;张廷国《“道”与“逻各斯”：中西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逻各斯”与“真理”、“存在”、“自然”等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它在形而上学和逻辑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关于巴门尼德“Being”概念的讨论几乎成为了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 漩涡”，诸如“论巴门尼德的‘存在’”或“巴门尼德存在论研究”这样的文章多达数十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因为它关涉到Ontology的起源和本质涵义，还关涉到主谓词逻辑问题。前文关于“Being”问题的研究综述中已有提及，不再详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形而上学还是从逻辑学进路出发考察巴门尼德的思想，都应该回到原始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解释，把巴门尼德残篇考虑为一个统一体并且置于早期希腊哲学的整体语境，避免“隔靴搔痒”，在一些伪问题上浪费功夫。
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研究领域，除了汪子嵩等撰写的《希腊哲学史》(第1卷)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叶秀山的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该书梳理了希腊早期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一方面深入剖析了各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基本特征和思想渊源，另一方面围绕核心的哲学范畴(如“始基”、“存在”、“逻各斯”和“努斯 ”等)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作者既能直接面对古希腊哲学残篇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又能与西方现代阐释者展开对话并且提出不少独到见解，使得本书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堪称古代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3、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
苏格拉底在希腊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被许多研究者所认可，通常认为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尽管也有人主张这个“荣誉”属于早些时候的智者学派。国内学界关于苏格拉底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在讨论中，苏格拉底的形象游移于理论家与宗教改革家之间。不难理解，人们更强调苏格拉底在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方面的贡献。叶秀山的《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是国内苏格拉底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中国学者特有的立场深入地探讨了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与社会活动，同时从现代哲学视野出发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如“自识”问题、理念论和辩证法)展开细致的讨论，高度评价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贡献。
柏拉图是第一位有“著作”而不是“残篇”传世的希腊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则留下了大量哲学论文而不是文学性的作品，这两位是西方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家。汉语学界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陈康和严群等人的开拓性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关于柏拉图哲学的研究有两种基本的路径，一种是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等等进行分类研究，另一种是把单篇的柏拉图对话录当作独立的统一体进行逐一诠释和论述。范明生的专著《柏拉图哲学述评》采用了前一种路径，而他与汪子嵩合撰的《希腊哲学史》(第2卷)中关于柏拉图的论述则采用了后一种路径。《柏拉图哲学述评》集中反映了八十年代国内柏拉图哲学研究的成绩，尽管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显得陈旧了。作者本人在后面的著作中做了许多新的阐释和调整，其论述在总体上更加贴近原始文本，更能反映出柏拉图哲学的实际面貌。除了上述两种著作，还有论及柏拉图哲学的若干著作和许多论文。综观国内学界关于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应该说，其涉及领域比较全面，尽管有些被疑为伪作的对话录仍受冷落。从总体上看，“理念论”(或“相论”)视野仍然是柏拉图形上学研究的主流视野;发生学方法对于系统论方法而言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前期理念论与后期理念论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热点;《理想国》仍然被看作柏拉图的“代表作”，因而其“政治哲学”受到突出关注。但是，一些新的解释进路也开始出现，分析哲学、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古典语文学和比较哲学等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致使传统视野受到一定冲击。有些学者试图探寻柏拉图对于数学、心理学、逻辑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具体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告别以往宏大叙事式的整体性研究，开始对柏拉图对话录进行单篇的注解和诠疏，挖掘其中的深层涵义和“隐微教诲”。不难预见，柏拉图研究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一直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中的重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体系庞大，论者往往针对某一领域或某一著作进行专门研究，论题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和自然哲学等各个领域。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1982年)在仔细分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文本的基础上，以“本体”(ousia，也译作“实体”)概念为线索，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作了深刻的解释。他和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合著的《希腊哲学史》(第3卷)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和评价，既吸收了现代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又贴近希腊原典进行独立分析，内容非常翔实。此外，王路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和廖申白的《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分别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伦理学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多有创见。随着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现，亚里士多德研究势必得到更大的推动。
4、晚期希腊哲学
晚期希腊哲学是指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被刺到公元529年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的哲学学校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的哲学思想。在传统的希腊哲学研究中，这个阶段被认为不具有太大价值，一向不受重视，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得到一些改善。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教父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而对希腊化时期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关注相对较弱。
希腊化时期哲学主要有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主义。就伊壁鸠鲁而言，人们渐渐淡化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贡献，而更关注他在伦理学方面的成就。王来法的博士论文《前期斯多亚学派研究》描绘了前期斯多亚派的概况，分析了前期斯多亚派的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崔延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追溯了“怀疑主义”的词源，指出“skepsis”的本原含义是“探究”，并且梳理了希腊怀疑主义的历史和逻辑线索，为怀疑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辩护。(参考：崔延强《存疑与宁静——希腊怀疑主义的精神历程》，《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怀疑即探究：论希腊怀疑主义的意义》，《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
范明生的专著《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1993年)论述了希腊化-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脉络，重点讨论了新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给基督教神学以巨大影响的普罗提诺，把斐洛和普罗提诺看作希腊主义和犹太主义结合的两个典型，并且把奥古斯丁看作多股思潮的集大成者。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晚期希腊哲学的有益视野。叶秀山在《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一文中讨论了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所出现的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转化，在这个视角下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以及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很富有启发意义。(参考：叶秀山《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
章雪富的博士论文《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2001年)对亚历山大里亚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尤其是克莱门和奥利金)的神学思想以及它们与诺斯替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的新著《希腊哲学的Being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2005年)利用语义学和历史学等方法探讨了希腊哲学中的 ontology问题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教父哲学中的theology问题。作者认为，“希腊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在上帝观问题上形成不同神学范式的原因，乃在于对希腊哲学的Being的不同解释”，而这种不同解释主要是缘于柏拉图主义与斯多亚主义在ontology层面上的差异。然而，这种因果关系的确认可能片面强调教父神学对希腊存在论的“继承关系”而忽略了其中的“扭曲与断裂”。
总结与评论
在研究内容上，以往对希腊早期和古典时期哲学的研究比较多，而希腊晚期哲学研究略显薄弱，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得到一些改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经典性地位应该得到强调;但是，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不能偏废，因为前者能让我们看到原创性思想的独特力量，后者则能帮助我们看清楚各门科学分化的逻辑线索，以及思想介入实践领域之后的各种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以往主要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中来分析古代哲学，后来逐渐摆脱这种情况，越来越重视对重要哲学家和经典著作进行深入考察，力图刻画出古代思想的原貌。由于原始资料的欠缺和对希腊-拉丁语言的不熟悉，导致国内学者从哲学史的角度进行大视野研究的情况比较多，对经典文本的细致注解与深度诠释相对缺乏，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加强专人和专题的研究，并且注意到古代哲学研究的特殊性，在哲学残篇和经典著作的注疏方面多下功夫。此外，要切实提高对西方古代哲学的解读能力，既要充分吸收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要坚持中国学者独立的视野。国内学者的许多研究都借鉴了当代西方主流学者的意见，与之进行对话，这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如果照搬现成观点，人云亦云，则是不可取的。作为中国学者，我们首先应该恰当地评估希腊哲学的价值，不应该把它当作外来异端或无用的古董摆设，反之，我们要把它放到西方文化的大背景来解读，凸显它在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两方面的奠基性地位，从而将其中蕴含的巨大生命力阐发出来，以促进当代汉语思想文化事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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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专业论文篇一中西之学与世界哲学
【内容提要】 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就哲学本身而言，走向世界哲学，意味着回归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原形态。世界哲学在植根于世界历史这一背景的同时，也表现为从人类普遍价值的维度考察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世界视域下的普遍视域，同时与哲学自身的发展相联系。从后一方面看，世界哲学进一步涉及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问题。与之相联系，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哲学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哲学形态。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沉思，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下，哲学的这种品格并没有改变，世界性与多样性、开放性、过程性将在世界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达到内在的统一。
【关 键 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世界哲学
一
西方哲学史论文 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理解。在相对静态的意义上，中西哲学往往首先被置于同异关系之中。在中西哲学刚刚相遇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上述层面的比较研究，它所关注的通常是如下一类问题：中国哲学如何、西方哲学怎样;什么是二者的共通之处、何者为它们的差异之点，等等。不难看到，这种视域所侧重的，不外乎同异(相同与差异)的比较，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到梁漱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在尔后的比较研究中，依然可以一再看到如上趋向。这一类的比较研究对于具体把握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仅仅停留于此，似乎也容易流于平面、静态的罗列。
与静态、平面的比较有所不同的，是互动的视域，后者意味着从相互作用的层面理解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这里首先涉及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后者本身又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考虑。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往往涉及多方面的背景，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后，西方哲学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以先秦《墨辩》(《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而言，其中的不少观念、思想长期以来素称“难解”，梁启超便曾列举了八点难读之处。《墨辩》之难读，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涉及不少科学的、逻辑的问题。近代以后，不少思想家，如梁启超、章士钊、胡适、谭戒甫等以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系统为参照背景，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这一经典，号称“难读”的《墨辩》之意义也随之逐渐清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以上的参照背景，《墨辩》中的一些内容恐怕到现在仍会如同“天书”，其意义难以获得确切的理解。
另一方面，不管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身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比较具体的、特殊的，也可以是普遍层面的。以中国哲学而言，如冯友兰等已注意到的，从宽泛的、普遍的层面来看，较之西方哲学，它更多地展现为一种实质的体系，而在形式的系统方面显得相对薄弱。此所谓“形式的系统”，包括概念的辨析、论点的逻辑推论等。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家的体系都有内在的宗旨，其思想、观念都围绕这一宗旨而展开，但这种哲学系统内在的逻辑关联常常未能在形式的层面得到展示。同时，中国古典哲学系统中的概念、范畴固然有其深沉、丰富的涵义，但这种涵义也往往缺乏形式层面的清晰界定。对古典哲学的诠释，总是涉及概念的辨析、理解以及哲学观念的系统把握，在回顾、反思中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如果借鉴西方哲学注重逻辑分析的研究进路，显然不仅有助于在实质的层面理解传统哲学的意义，而且将促进我们从形式的层面阐明其概念、范畴的内涵，并进一步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同样，西方哲学也在不同的方面涉及如何解决自身衍化中出现的理论张力等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需要以不同的哲学系统为其参照背景。以伦理学而言，休谟从实质方面突出了情感在伦理学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康德的伦理学则更多地注重伦理学的形式方面，其道德哲学常常被视为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与《纯粹理性批判》中注重感性的作用有所不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对经验、感性等实质的内容，往往更多地持疏离、悬置的立场，后者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伦理学上的形式主义的倾向。后来舍勒(Max Scheler)对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了很多批评，并提出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将价值作为伦理学关注的中心之一，但在注重价值等实质方面的同时，舍勒似乎对形式方面有所忽略。以“实质”超越“形式”，在逻辑上便蕴含着对形式规定的某种疏离和贬抑。形式与实质的对峙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相对而言，分析哲学更多地着眼于元伦理学，后者主要侧重于从形式层面对道德语言作逻辑的分析，存在主义的系统则更多地将伦理学与人的自由、价值、存在意义等联系起来，亦即以实质的方面为主要关注之点。如何解决形式、实质之间的张力?这里当然涉及多方面的理论问题，而不同的哲学传统也可以对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不同的视域。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便可以看到另一种进路。自先秦以来，儒家系统的哲学家一直注重“仁”、“义”的统一。“仁”更多地关注人的存在意义，其中内在地体现了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