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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道”在作品中的地位、作用间题，苏轼以前的文人有比较一致的倾向，即重道轻文:即使是倡导文道统一的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也并未在理论上真正将“文”提高到与“道，’并重的地位。他们深受道统论的影响，以发扬古道为己任，如韩愈提倡文章以“传道”为要务，柳宗原则主张文章的目的在“明道”，都流露出以“道”辖制“文”的倾向。何谓“道”?韩愈《原道》是当时的权威回答:“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世代相传的圣人之道。不可否认，古文家奉行这种道统思想，符合了当时统治的需要，以韩、柳等人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作实绩亦有疗治魏晋南北朝以来衰颓文风的历史功效。因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颂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其精神气度、文章业绩堪称万世师表。他把欧阳修亦推崇为传道的大儒，在《居士集叙》中称“其学……袭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学……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食然尊之。”以上可资证明他对于韩、欧等人所言的“道”是有一定认同之意的。但此“道”并非苏轼的“道”:他在很大程度上地弃了唐宋以来极力倡导的道统，对“道”作出了个人的富有生机的阐发。他当然也是主张文章要言“道”的，但这个“道”，不仅是社会之道，也是自然物理，又是文艺创作之理，是规律的代名词。可以说，苏轼的“道”不是当时儒学末流死死抱住的封建伦理，亦不是韩欧等人的“圣人之道”，当然更不是宋代理学家那类“明心见性之学、天理人欲之辨”的玄谈。他并不承认文章只是传道的工具，这就是说，对于“文”，他并没有将他置于附庸、从属的地位，而是二反韩愈以来古文家偏重“道”的传统，着重探讨了文艺的本质特征及其创作规律，指出了文、道不偏废的理由，所以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再祭欧阳文忠会夫人文》)。所谓“文与道俱”，表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重视“文”与“道”的相得益彰，即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因此，文艺就可以摆脱道统束缚，而不拘囿于图解所谓的“圣人之道”从与社会伦理直接关联走向与其间接关联的发展路径，获得独立的生长空间。简而言之，他对文道的看法，辩证地交代了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间题。
苏轼之所以对“道”的认识会迈出关键的一步，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在于他浸濡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之中.早年就在接受儒家教育之余受到了佛学的熏陶。纵览他的一生可以知道，他是宋代文人中遭际最为坎坷的，有两次“在朝——外任——贬滴”的大起大落。这是苏轼接近佛老思想的重要诱因。其《答秦太虚书》中说，他学老庄佛学的目的在于“出人佛老以自退”，结交方士僧人可以“厚自养炼”。其《答毕仲举书》亦云:“佛书亦尝看一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灌。”他用三家思想来体会“道”，所以这个“道”突破了儒家的范围，但同时又役有佛老思想玄秘空无的色彩。《日喻》亦可以佐证这一点。其中他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致”即实践，这句话说明实践是把握“道”、掌握规律的途径，“道”并不可在想象中冥求。故《书戴禽画牛》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婶。”他在《秋阳斌》中批评其门生赵令畴养尊处优，四体不勤，因而不识秋阳的作用，从反面点明身体力行的真实感受是创作之源。
综上所述，苏轼从我们今天所谓的艺术生成论和艺术本体论两方面论述了文艺的本质问题。可以说，文艺本质论是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石，是他对文艺的根本性看法，其它文艺观点很多就是以此为基础来展开的.从艺术生成论角度来说，譬如，他指出文艺有客体性的一面，正因为坚持这个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反映论，他才提出“随物附形”说。当然他更看重文艺的主体性，所以他强调主体意识，坚持人格的独立，绝大部分的作品抒发的是真性情、真感受。
所以元好问《新轩乐府引》评价苏词“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其实何尝苏词是这样，他的诗文书画莫不如是口从艺术本体论角度来说，他认为文艺是“文与道俱”。其中他又将“道”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提出“道”与“技”的关系同题，对于创作方法问题发表了许多创见。而由重“文”出发，他则改造了孔子的“辞达”说。当然，由苏轼的文艺本质论延展开来的其它许多艺术思想，并非没有它们的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也是苏轼文艺美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参考文献:
[1]《苏东坡全集》(上、中、下)，黄山书杜，1997.
[2]《东坡诗山谷诗》，岳跪书社，1992.
[3]《东坡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宋文纪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5]《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