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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慰冰《魂归江南》
魂归江南
一悼严朴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严慰冰
1949年6月5日，我的爸爸严朴同志患胰腺癌、脾脏癌，加上胃动脉破裂，逝世于北京。
我失却慈祥的父亲，可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志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春风杨柳年复年，此生几经沧桑，思及往事，泪簌簌下。
我不清楚父亲的全部斗争历史，因为他开始遭反动派悬赏通缉，被迫流亡时候，我尚。在童年。等到我稍微长大些后，家乡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父亲为革命奔波，两地无法通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吉凶存亡。1938年我去延安，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彼此匆匆偶聚，没有空闲谈过往事;满以为相处之日正长，殊不料江南解放之际，父亲因早年受过酷刑，加上积劳成疾，身罹不治之症，溘然长逝。
我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只在他临终前的四十天。这四十天，我随时受到他的教育与熏陶。当时，他大量吐血、高烧不退、浮肿、喘息……使我心焦，但有朝夕的聚首机会，却使我深感幸福。
在父亲重病住院的五十多天中，许多事是可歌可泣的。他已大量吐血三次，完全不能进食，周身浮肿，不停地打嗝，但对家乡、对战友、对年轻人，却仍满怀着真挚与深沉的眷恋。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每天早晨，父亲要我告诉他前方胜利消息，大夫因为他病重，常加劝阻。当我迟迟才将无锡解放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晶莹的热泪潸潸地落满了那花白的双鬓。他的双唇颤抖着，一句一句叮嘱说：“帮我写封信回去，向故乡的父老们致贺、致敬……二十年前，当我在无锡、江阴、常熟、宜兴一带搞革命活动时，他们对我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告诉江南亲爱的老乡们，二十年前跟他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殊死斗争的老伙伴，快要回去了……”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每天早晨，当内科主任、主治大夫、住院医师、实习医生、护士长排着长长的行列，来查病房的时候，父亲每次都非常吃力地举起浮肿而苍白的右手，频频打着招呼。当主任、主治大夫用英语彼此交谈的时候，父亲常常苦笑着说：“讲中国话吧!我是共产党员，有正确的生死观……请什么都不要瞒我……你们用英语讲，这些乡里来大医院实习的年轻人不懂啊!这对他们培养、提高没有什么好处。”
当时的规矩，科主任查病房的时候，培训的实习医生只能远远地在一旁观看，他们是不能接触病员的。父亲对此颇有意见。他不止一次地向傅连璋同志建议：“病历不要用英文写。查病房不要讲英语，实习医生要在病员身上听诊、叩诊。”
父亲从他自己身上，打破当时大医院查病房的清规戒律。他常指着自己肿胀得如同大鼓似的肚子，吃力地向实习医生说：“过来!你们都过来……摸摸我的大肚子，好好听一听!要在我身上学到东西……”又说：“以前在乡里学习条件差，如今条件好……要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学……把本领学到手!”虽然每查一次病房都使他累得更喘，但他的嘴角却总是挂着微笑。
父亲为革命事业，1926年变卖了家里的田地房产，创办私立江苏中学，作为无锡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他为营救革命同志及抚恤遗孤，常常慷慨解囊，但对自己却是十分刻苦，在病中还是如此。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1949年春，天久旱不雨。父亲每天早上必问我：“夜间下了雨没有?”现在是什么节气?天不下雨，棉花都不能下种……今年麦子收成怎样?每次打针，他都向护士们打听针药价钱，打听民食市价。当时，他的双手已经浮肿，还是艰难地弯曲着手指计算着一支针药合几斤小米。他常谆谆嘱我：天旱不下雨，不要为我多花钱!老百姓收一粒米可不容易!后来，他竟拒绝在他身上用贵重药物，说是：大军要过江，前方打仗要用药!医院领导和大夫们劝他。根本没有用处。没办法，我们只得串通了哄他说：这全是我们自己的制药厂的产品，便宜，不值钱，一斤小米一支。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他二十五年如一日，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居功自傲。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第四次大吐血以后的第六日，父亲自知已不能再起，请陆定一、陈少敏同志到病榻前，口述遗嘱，由陆定一同志笔录。当时他正发着高烧，头顶和胸口全是冰袋，舌根早硬，发音微弱，可是他事事不含糊，认真地严肃地对一生工作，进行了检查与自我批评。对新党员的教育问题，郑重地、细致地提供了意见。他完全忘却自己是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当遗嘱笔录完毕，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连连与陆、陈两同志握手，费劲地说：“好了，了一心事!以后精神好，还要补充。”
父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同志。他尊重真理，疾恶如仇。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临终前的十五小时，陈云同志在午夜赶来看他。
父亲费力地抚摸着老战友的手，含着泪兴奋地说：“陈云同志!您我同患难共生死，相处将二十年。我总不敢称您为朋友……如今我将一病不起，对自己的生平作为，我细细检查过。今天我才敢于说，我不愧是您的朋友……”
陈云同志安慰他、鼓励他说：“你站得稳!过得硬!您对得起党……病不要紧……有医生……。”陈云同志的声音凝咽了。父亲满意地笑了，可是眼泪却籁簌地沿着眼角，徐徐注入耳朵。那浮肿的十指早已不能屈曲的双手，仍不停地抚摸着他的战友的手。
病榻左右的大夫与护士们感动了，在蓝色的灯光下，他们偷偷地擦着眼泪。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临终前四个小时，专家们为他作最后一次输血，进行抢救。因为水肿十分严重，四肢的静脉管无法寻得，不得已动用外科手术，割切表皮及肌肉才找到静脉管，进行输血，可是吊瓶中的血液却不注人人体，而是从针尖滴滴点点流出来。可怜，父亲的血管崩塌了!抢救已完全没有希望。大夫咬紧嘴唇，流着泪，拔出针尖。他的手颤抖着，颤抖着。金茂岳主任(妇产科专家)泣不成声，他双手在搓揉着，搓揉着，好像在深深怨恨自己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父亲舌根早僵，神志已不清，但却竭尽全力一声声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声音越来越微弱，直到停止呼吸。
专家们伫立在病榻周围，低着头，流着泪，久久不忍离去。住院医师杨同志哭昏在父亲身旁。张庆松副院长(耳鼻喉科专家)情不自禁地说：“我看到了共产党员之死。看到了可敬的气概与精神。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帝国主义一定被打倒!”
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艰苦奋斗了二十五年的战士，离开他的战友，溘然长逝了。他没有一分钱的遗产留给子女，他留给他子女的是：可贵的革命品质和未竟的革命事业。
在严朴同志病中与殁后，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邓颖超、康克清、安子文、何莲芝、于若木等长辈，及苏南千百位江东父老，对他殷殷关切之忱是我所永生难忘的。
1949年春，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但即使如此，他还嘱咐我：“你每早写个病情报告给我，短些!三五十字，让我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老夫妇、邓颖超、康克清等长辈，经常嘱秘书或亲自打电话给医院领导，详细询问父亲病情。邓颖超同志在病中，还帮我邀到香港名中医彭泽民为父亲看病。我经常收到四川蜜柑、花旗橘子、名贵饮料等当时市上十分难以买到的东西。是谁送来的呢?谁也不具名，我只得凭字迹猜，是邓颖超同志、是康克清同志、是于若木同志。邓颖超同志还不止一次谆谆嘱咐我：守护重病号要耐心!不要在父亲面前哭泣……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父亲在生前虽被请当时北平所有的名中医、名西医来三番五次会诊，但并未得到确诊。6月5日下午，傅连璋同志来向父亲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对我说：“你父亲生前并没有确诊，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对此格外心痛;我是个医生，更觉对不起死者……我希望你能实践严朴同志的遗言，把他的遗体贡献给科学。”
我懂得把遗体贡献给科学是怎么一回事，心里忐忑着。因为解剖遗体在当时还没有形成风气，而自己还有私心，因此我只是哭泣，一言不发。
我守着父亲的遗体，思绪万千。我跪在床边，呜呜哭泣。我紧紧抱着父亲伤痕班班的左脚，死死不放。
门轻轻地开了，有同志肃穆地走向遗体，我抬起头来，阿!是厨副毒席!我慌忙爬起来。父亲遗体上覆盖着洁白、笔挺、熨好的被单，被我揉皱了一大片，搞得乱糟糟的。
周副主席走到父亲床前，轻轻地掀起被单，然后，退一步默默致哀。致哀完了，将被单盖上，扯得平平整整。然后又到床的另一头，把被我揉得乱七八糟的被单，弄得平平整整。这一切，我看在眼里，禁不住泪飞如雨!泪水打湿了衣襟。泪水滴湿了地板。
周副主席示意要我随他一同离开病房。在走廊里，他老人家低声对我说：
“你父亲为革命舍得牺牲一切，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说完，他慈祥地看着我。
我顿时醒悟过来，心胸开阔了，我向他老人家说：“周副主席!多谢您对我教育，我舍得把父亲的遗体贡献给科学。”
“这样很好!”周副主席慈祥地回答我。
父亲的内脏制成了标本，供医科大学作教学之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从而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要在我身上学到东西。”
中央指示：严朴同志的遗体葬北平西郊玉泉山南的万安公墓。这里有李大钊同志和夫人的合葬墓。我感激年高德劭的董必武老人家为我父亲送上第一锹黄土。我感激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董老、吴老、林老、徐老……都赠送了花圈。陈云同志所送的花圈，中心缀有“魂归江南”四个字。
在父亲安葬以后，苏南几县的头面人物及无锡四乡的父老，曾联名写信给周副主席，要求把父亲的灵柩迁回故乡，改葬在太湖边上。是敬爱的周副主席向故乡父老做工作，谢绝了迁葬的要求，并同意在惠山建立衣冠冢。
父亲长眠于玉泉山南的墓地，墓前的青松翠柏早已成拱。1968年起了风暴，父亲在北京、无锡两地的墓碑一而再地统统被林彪、“四人帮”砸碎!几年之后他们又扬言：要挖坟、要鞭尸、要抛骨。当时我们姐妹都在囚牢。这急坏了我的孩子们。他们只有向周总理、邓妈妈求救。
敬爱韵周总理在重病中，接到邓妈妈转交的求救信以后，十分气愤，十分同情。他老人家举起笔颤颤抖抖写了近三百字的批示：“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
我感激组织上遵照周总理的批示，保护严朴烈士的忠骨：开坟吊棺，开棺拣骨，将遗骨火化，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由衷地感激周总理和邓副委员长，是他们两位，仗义执言，保护了严朴烈士的忠骨。我由衷地感激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无锡市委、以及故乡的父老们，又在严朴同志的衣冠冢前树立起花岗岩新碑!
林彪、“四人帮”是灭绝人性的杀人恶魔。他们、不仅砸碎我父亲的墓碑，而且蓄意要将严朴同志打成反革命。林彪、“四人帮”将反映严朴同志领导苏南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锡剧《白丹山》一棍子打成黑戏，判了死刑。还将该剧作者、导演、重要演员、无锡县文教局负责同志，一一打倒，使年轻的无辜者遭到飞来横祸。
对这种狂风恶浪，我们毫无抵御之力。不仅如此，我九族男女老幼都早已成了林彪、“四人帮”刀下的肉块，任其宰割。
人民是最公正的，最无畏的。他们维护真理，他们疾恶如仇。当林彪、“四人帮”派出所谓的“罪行调查团”到白丹山，并威胁当地农民诬诌严朴同志的时候，他们气炸了肺!农民们举起锄头、铁耙冲向林彪、“四人帮”的爪牙，吓得他们抱头鼠窜、狼狈而去!
父亲只活了五十二岁。他没有能看到全国的解放，也没有能回到故乡，他抱恨而终。父亲殁后，三十年过去了，故乡起了巨大的变化，今日无锡已成为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父亲心爱的江苏中学虽在1927年4月被蒋介石扼杀在摇篮之中，可是，现在全市却有五十二所中学在培养着革命接班人。
父亲啊!您可含笑九泉!您可舒心翱翔于九天!
写到这里，我心情振奋，我昂首高歌：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惠山青苍，这里有太湖渺茫!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条田产吨粮，这里有电炉炼精钢!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成千学庠，这里有十万新房!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父老赛爹娘，这里有接班好儿郎。
11979年6月于无锡梁溪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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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的作文
对一个伟人，无须大幅篇章的介绍，只需要虔诚的缅怀思忆。下面请大家来看看小编辛苦为大家准备的《关于周恩来的作文》多篇，如果想要更多相关讯息，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作文栏目。
篇一：关于周恩来的作文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的光辉事迹实在颇多，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外交思想，乃至个人魅力，都处处闪烁着光辉。
周恩来十九岁赴日本留学行前，曾题：“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并赋诗言救国之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也英雄”。周恩来是这样写的，更是坚定不移的这样去做的！
周恩来在国运衰微图崛起，南昌枪响驭风云，呕心沥血理国政，忍辱负重撑危局，求真务实维团结，虚怀若谷严律己，鞠躬尽瘁为人民，高举旗帜树丰碑。
周恩来一让毛泽东恢复军权。红军时期，毛泽东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的压制，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又时逢国民党“围剿”红军最凶猛的时期，红军时时刻刻处在被敌包围之中，当时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红军完全被动，情况万分危急，在此紧要的关头，是周恩来千方百计的为毛泽东恢复了军权，从而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周恩来二让毛泽东东山再起。毛泽东是农民出生，当时的“共产国际”根本不相信山沟里能出什么真理。当时的“共产国际”生般“苏联模式”，不顾中国的国情，遥控指挥着中国的革命，心头发热，企图在最短时间里革命成功，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根本不听毛泽东的建议，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惨败，红军被迫长征，红军长征的不正确路线和不正确的指挥，致使红军处处挨打，就“湘江之战”，红军完全成了敌人的“靶子”，红军牺牲了八万多人……在此紧要的关头，是周恩来千方百计的使毛泽东东山再起，从而摆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
周恩来三让毛泽东全面领导。毛泽东虽然东山再起了，但革命还是一盘散沙，因为革命，不仅仅只是军事方面的，还有农业方面，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等等。没有集中的领导，革命就捏不紧拳头，形成不了力量！此时，是周恩来全力支持着毛泽东来全面领导。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使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道道坎坷，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使毛泽东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而周恩来不消极、不闪避、也不撂担子远离，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协助与扶持。
周恩来是中国各族人民最崇敬的好人，自他一脚踏上革命的道路，他的事迹不但载入了历史，更载入了老百姓的心里，因此咱们老百姓都在心里记住了他。他不是商鞅，但他在中国的革命征途中和社会的建设中，出谋出策，呕心沥血；他不是范仲淹和王安石，但他比范仲淹和王安石更加热忱更坚定；他不是房玄龄，但他比房玄龄更加朴实；他不是裴度也不是姚崇，但他比裴度和姚崇更加爱民，他爱民是爱在骨子里；他的夫人邓颖超没有生育能力，但他从头至尾就邓颖超一个夫人，他对邓颖超的爱，用了一辈子的行动来阐述，大大的书写着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他是集千古贤相，千古贤人，和才人于一体的当代伟人。
但周恩来又是一个平常的人。当他看到一个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流落街头，他总是千方百计的让这些孩子有了家庭的温暖，他自己也主动收养了许多的孩子；当他看到许多的革命功臣和专家学者被“文化大革命”的疾风吹倒，他总是千方百计的去竭尽全力把这些人扶起来；当他看到许多的老百姓没有饭吃，他总是出现在老百姓的身旁，出主意，找路子，想办法……周总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老百姓！
当中国人民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几乎是一片恸哭，许多人比去世了自己的父母还伤心，人们自发的在十里长街送总理……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下半旗哀悼！原因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中国的总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原因二：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中国的总理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们不用再举例子，我们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大家看一看现在中国的党政军官员们，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住的是什么？他们孩子的压岁钱可能就比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还多！大家再来看一看现今普通的官员们，有一个让贤的吗？为了争当村长、科长、局长、市长……之位置哪个不是耍尽手段？哪个不是在勾心斗角？你要是不让某某人当村长，某某人一定会把你恨进骨子里！你看，现在的人为了当村长，哪个不是在大肆的拉选票？哪个不是在跑关系？为了自己的利益，哪个不是在绞尽脑汁，呕心沥血？
周恩来留过学，是一个大学问家，可是他不守旧，不迂腐，也不显摆，他把学问毫不保留的奉献给了全中国人民，而且绝对是无私的；周恩来还一表人才，可是他从来在爱情上不摇摆，他一直在生活作风上保持着清净而严谨；周恩来能文能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可是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放弃了高官厚禄，宁愿穿草鞋，吃树根，爬雪山……
我们中国今天的繁荣之花，开的鲜艳极了，令世界欢呼，以致全世界发出了“嫉妒”的声音！作为政治十几亿人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有其“三个代表”的作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能！我们赞颂大海，大海的水也不清亮啊！我们赞颂黄河，黄河的水也不清亮啊！矿泉水清亮，你赞美吗？我们赞颂的是大海能纳百川的气度！我们赞颂的是大海波澜壮阔的气势！我们讴歌的是黄河的沧桑和不屈的精神！
世界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之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政党，因为所谓十全十美者根本就不能生存！我们说周恩来的光辉，说的就是他的品格和他的为民精神，他的这些品格和思想，确实闪耀着光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
周恩来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不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篇二：关于周恩来的作文
1898年3月5日，在富饶美丽的苏北平原古城淮安诞生了一个男婴，第二天，他的父母给他取名为“大鸾”。传说中，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于是，这个“大鸾”怀抱梦想展翅翱翔于蓝天白云间。陈云夫人。
他自幼拜读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刊文化的熏陶，启发了爱国激情涌动的向往，开始走上了立志救国的道路，求学东渡日本，勤工俭学到法国，捧着信念，灵魂的悸动震撼着沸腾的热血，发出庄严的心声，“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
《大江歌罢掉头东》，在觉悟社中传播革命的火种点燃成一生的追求，守望成信仰的坐标。
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标志着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开天辟地成一个仰望的高度，惊醒了国民党那腐朽的漫漫长夜，冲破了千百年来禁锢思想和束缚自由的旧世界。
于是，那些渴望真理的呐喊声响彻华夏大地，从四面八方凝聚在红色旗帜下高歌一曲，用镰刀和锤子组成的图腾，点燃起浩荡的革命火种烈焰高涨成全国山河一片红，把这个腐烂的旧社会砸得支离破碎。
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执着坚定脚下延伸的路，毫无犹豫选择了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成为中国党史、军史上最亲密的搭档。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勇立峰尖，站在民族立场上坚守真理，把生死置之度外，深入龙潭虎穴，以过人的胆识，卓越的才智，超强的人格魅力，力挽狂澜，擎起了一面民族团结的大旗，让更多的人们坚定了信仰的力量，迫使蒋介石走上了八年抗日的道路。
从此在他的执著坚定中才有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激荡铁流，宝塔山上唱亮的信天游，延河水中滋润的山丹丹花开，国共联手同御倭寇的伟大壮举，百万雄师渡江的凯歌捷报，天安门城楼上万众瞩目的凝望。
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秋收暴动的火种；从井冈山会师，到延安宝塔的灯光，从此诞生了第一支人民的军队，他为人民军队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彪炳史册。
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有万隆讲坛上的慷慨陈词，在世界外交中一展大国风采的气势，让第三世界的朋友羡慕中投来了无数的橄榄枝，掀起了一阵中国狂风。
他的人格魅力让更多的外国元首都刮目相看，树立了世界寻求和平外交的形象。
从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起敬的名字享誉华夏大地，在当时国人眼里几乎等同于总理的代言词影响了几代人。
在国家建设中，他日理万机中始终心系群众疾苦，忧国忧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堪称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亲民的形象，令人高山仰止，风范永存。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他关爱百姓的脚步，踏遍了千山万水的神州大地，在那些治理自然灾害、抗震救灾中，都留下了一双双感人的足印，定格成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光辉典范。
一对剑眉，目光犀利，揉动着冰与火的灼烧，雕刻成傲世的风骨。
洞察秋毫，双目凝注世界的风云变化，聆听国人疾苦冷暖的心声。
具有上善若水般的恩泽境界，集世人传统美德修养于一身，照亮了人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天地人间。
叱咤风云的外交气度，跨越国界，飘洋过海，令世界倾倒。
穿越了革命及共和国前二十多年的政治家代表人物，他的身后评价经历了时间的洗礼，逐渐成为历史的碑刻。
当人们提起他，心目中总会浮现出忍辱负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形象。
十年动乱，他以一己之力保护了不少同仁，他为维持中国政府日常运作而耗费心力。
他经历了少年时的挥斥方遒、青年时的南昌揭竿、壮年时的战火硝烟、中年时的叱咤外交世界与晚年时的动乱年代，象一本生动的英雄史永载史册。
他就是我们永远怀念的一代伟人周恩来，以非凡的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为我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他位居国家总理，却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是多少党员干部的楷模。他日理万机，抱病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真正书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箴言。
1月8日，是他逝世40周年纪念日，时至今日，人民还在深切怀念这个不朽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底。
篇三：关于周恩来的作文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古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即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均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一九三四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六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除少数造反派许多人都成了逍遥派，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陈云夫人。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一月初杭州会议，毛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宁会议，毛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八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服从与忠诚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探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乘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疑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相混。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一百五十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周恩来是第一人。因为即使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二十一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当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却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党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炳彪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五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润泽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心里总觉得大概有一天还是会有人来要为总理修一座庙。庙是神的殿堂，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模范，比若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得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馀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地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囊括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高中高三作文1000字：陈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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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今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