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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精神是如何的呢?大家要如何进行解析郭沫若精神结构呢?下面来看看!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具学科跨越性的文化名人。他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巨大创造性成就，同时，也留下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失误和纰漏。因此，郭沫若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这种反差之大，正说明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研究价值。郭沫若长寿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每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仅就文学创作而言，他是唯一一个创作历程纵贯五四、大革命、革命文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十七年，直到“科学的春天”的现代中国作家。但是，郭沫若的意义已经远远不能定位在“作家”上，他是“全能文化冠军”，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郭沫若的足迹，他在文学、历史、考古、哲学、民族关系乃至政治、世界和平等领域都有着独特的巨大建树。郭沫若文学创作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贡献的多方位性，早已经使他成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进程与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标本”。但是长期以来，对郭沫若的研究和评价却一直被分割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不同的领域内。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和研究领域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郭沫若研究的深入。
在世纪之交反思名人的热潮中，沉寂了很久的郭沫若评价和研究却突然“火爆”起来。其实这种“火爆”场面恰恰显示了郭沫若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上述严重问题。因为这种“火爆”场面是被某些试图垢病、批判、否定郭沫若的所谓“反思派”所掀起的。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的郭沫若研究几乎都是散兵游勇的单项突进，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把握，这才令一些人产生了揭示“伟人的另一面”的想法。“反思派”几乎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垢病郭氏人格”和“否定学术成就”的双面夹击手法。面对“反思派”酣畅淋漓的“揭露”，广大郭沫若研究者也奋起“维护”。“反思派”举出某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有“污点”，“维护派”则举出另外一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光明磊落。“反思派”通过指责郭沫若学术结论的某些错误来否定郭沫若的学术成就，“维护派”则认定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来回击“反思派”的进攻。论证的激烈恰恰显示了双方都没有切准问题的要害。“反思派”对郭沫若研究并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他们之所以能够凑成目前郭沫若评价和研究中的“热闹”，在于他们巧妙的利用了“群众基础”。在手法上，他们对郭沫若的评价采用了民间的“小道消息法”，即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对某些传奇轶闻进行所谓的“背景分析”。这也就显示了他们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商业炒作。由于这些“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鲜为人知”，同时又为某些平民百姓茶余饭后所“喜闻乐见”，因此，“反思派”在民间的影响迅速扩大，以至于郭沫若在民间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另一面”所代替。这才是值得每一个严肃的学者所认真对待的。当我们在郭沫若研究上越来越花样翻新并感到层出不穷时，就已经显示了我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局限在“学院”的小圈子里，路子也会越来越窄：郭沫若成了新理论、新方法的试验田，种出的东西也只有作者自己才能明白。正是郭沫若研究的圈子过于狭窄和封闭，研究成果不能为民间所了解和接受，民间这一最为广泛的话语主体才与“反思派”结成联盟，形成一股否定郭沫若的潮流。郭沫若的人格肯定有很多光明磊落之处，也许有某些所谓的“污点”，但二者并不存在谁掩盖谁的问题。郭沫若在现代中国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毕竟不是作为道德家，而是作为有着多方面杰出成就的民族巨人确立的。任何揪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所谓争论，都只能造成郭沫若研究中更多的混乱局面。不从根本上探究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无法走出郭沫若研究中的这种混乱局面。
无论是力图“公正评价郭沫若”，还是偏重“从另一侧面”“反思郭沫若”，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郭沫若的思想“转换”上。时代转换，郭沫若就随之转换。每次“转换”，郭沫若几乎都是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更新。同时，这种思想“转换”也被某些郭沫若的批判者垢病为“无特操”。现象的评论不能代替原因的探究，真正值得探讨的是郭沫若的精神结构，这将成为解释所谓郭沫若“人格现象”的根本所在。
郭沫若终其一生都与“时间”有着不解之缘。因此，考察郭沫若，如果剥离了“时间”这一重要概念，将一无所得。郭沫若是怎样与“时间”结合起来的呢?对于“时间”，郭沫若总是“叩其两端”。他永远意气风发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永远沉浸于遥远虚幻的远古历史的地平线，在龟甲兽骨上摸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迷失的世界”。本来趋向于无限分离的时间的两个极端在郭沫若那里似乎接起轨来，仿佛构成了一个“时间隧道”，任由郭沫若在“上下五千年”中自由穿梭。
郭沫若永远是当代的郭沫若。他的一生都在不断“转换”。他的每一次“转换”都是向旧时代告别，向新时代迈进。他永远属于当下的时代，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是弄潮儿、排头兵、新时代的“第一小提琴手”。渴望占领时间制高点的当代意识，伴随了郭沫若一生。郭沫若的精神挽具总是牢牢地套在时代这匹烈马身上。时代就是他，他就是时代，这使郭沫若始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郭沫若对于当下的时代总是有一种天生的融合性。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郭沫若总是紧紧与当下的时代渗透在一起。文学革命时期，他是自由体白话新诗的旗手，是纯美文艺的提倡者与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是宣传的“留声机”，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号角;大革命时期，他是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副主任，是有着中将军衔的戎马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是第三厅厅长，是负责对敌文艺宣传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解放后，他创作出《新华颂》，率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声歌唱;大跃进时期，他领衔编辑《红旗歌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又“别出心裁”的炮制了匪夷所思的《李白与杜甫》;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他又张开双臂，热情的迎接“科学的春天”……郭沫若对于任何新的事物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合力，他之所以能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多维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永远渴望并善于吸取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永远渴望创新。《女神》“开一代诗风”得益于对外国新诗的借鉴;《残春》是现代中国最早引入精神分析的短篇小说。他还是20世纪中国历史剧的最早提倡者和成就最高者;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自传体文学样式似乎也是为郭沫若所开创。二、三十年代的考古、古代史研究之所以成就巨大，也是以最新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缘故。
然而，郭沫若又总是“古代”的郭沫若。郭沫若有“历史癖”、“考古癖”，终其一生对远古文明充满着无限向往，憧憬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认为那是人格得以高而全的发展、文艺得以纯而美的实现的理想境界。郭沫若重建民族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回到三世以前的“大同社会”。这就是他终生无法剥离的“返祖”情结。远在郭沫若从事甲骨文、古代史研究以前，他就已经十分重视人类幼年时期创造的远古文明，这在郭沫若前期的新诗创作与理论文章中已经表示的很明显了。在郭沫若看来，“原始人与幼儿的言语，都是些诗的表示，”[1](p48)，在原始人的创作中蕴含着诗的本质，可以发现做诗的诀窍。“原始人与幼儿对于一切的环境，只有些新鲜的感觉，从那种感觉发生出一种不可抵抗的情绪，从那种情绪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这种言语的生成与诗的生成诗同一的。”[1](p48)在打倒孔家店的滔天声浪中，郭沫若却把孔子尊为“球形发展的天才”;在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呐喊中，郭沫若却大写历史剧，甚至在思想已经向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以后，郭沫若却一头扎进甲骨文、青铜器中。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领域，他如鱼得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就。短短数年，他由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学术积累的门外汉，一跃成为在考古、古代史领域内建树卓著的大宗师,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一系列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说明郭沫若对于古代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亲合性——他可以轻易的回到远古社会，破解甲骨文、凿穿彝铭之“混沌”，并理解其背后的远古文化。郭沫若的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相通才是理解的真正基础。
渴望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而形成的当代意识和相伴终生的“历史癖”、“考古癖”而形成的“返祖”情结显然是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思维矢量，但它们却令人不可思议的在郭沫若身上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交织成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表现在郭沫若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例如，开一代诗风的《女神》。细读《女神》，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女神》中既有最原始的东西，又有最现代的东西。一方面，《女神》充满着个性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或隐或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构成“20世纪的时代精神”，是郭沫若精神结构中当代意识的集中体现。同时，另一方面，《女神》的代表作又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史前世界。在这里，既有天狗吞月、凤凰涅槃、处女生育(《地球，我的母亲》)等神话情结，又有对女神、大海、太阳的图腾崇拜。另外，《女神》物我合一的抒情主体、单色的想象、线型排列的诗句、呐喊式的抒情方式，都显示着原始的冲动与强力。更不必说创作高峰体验时那种巫术仪式的突发迷狂般的灵感与顿悟。这两种时间差距遥远的精神矢量在《女神》中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产生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创造，闪烁着不可模仿的“天才美”。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向，除了处于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外，远古“大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恐怕也是激励郭沫若向往共产主义的“前理解”。更不必说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最古老、最原始的远古文明相结合而产生的郭沫若的考古、古代史研究领域内的巨大成就了。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也是用最先进的精神分析去体察古人的心理。当代意识与“返祖”情结的双重投影下，时代精神与历史幻觉交融在一起，从而在古人的骸骨中吹进了现代生命的气息，把历史剧变成了“献给现实的蟠桃”。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构成伴随郭沫若一生的精神结构。在同一主体的头脑内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既相互矛盾，又并行不悖的精神矢量呢?它们又是怎样在郭沫若那里发挥作用的呢?这使我们必须首先去探讨精神结构赖以形成的思维方法。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之所以能在郭沫若的头脑中结合起来，离不开互渗的思维方式。而互渗，恰是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原始思维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研究进行了整合，指出互渗律是原始思维最一般的规律。布留尔认为，不能用我们的方式去认识原始思维，因为原始人丝毫不像我们那样感知事物，不管原始人的意识中呈现出的是什么客体，它必然包含着一些与它不可分割的神秘属性，当原始人感知客体时，从来不把客体与这些神秘属性分开，而是互渗在一起。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中，主体、客体、存在物或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既是他们自身，又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例如，巴西北部的波罗罗人认为他们既是人，同时又是金刚鹦鹉。这种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的思维令我们难以想象，但在互渗的思维方式中，却没有任何不自然。我们的意识能够把关于事物的概念和我们对事物发生反应的情感、行为明晰地区分开来，原始思维则不然，这种思维方式允许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容许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单数与复数的同一、部分与整体的同一。互渗律支配下的原始思维对矛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它不服从我们逻辑思维的“矛盾律”与“因果律”。在原始思维中，几乎没有独立的个人意识，在那里，个人与部落，个人与环境，个人与祖先，个人与图腾往往是互渗在一起的。有些事物在我们看来不陷于荒谬就不能归一，在原始思维看来，却没有丝毫不妥。互渗的思维方式是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本艺术构思。《女神》中充满着无处不在的互渗：梅花与自我的同一，“火便是凤，凰便是火”的融合，天狗既能吞日吞月，又是日的光月的光，“我”既是偶像的崇拜者，又是偶像的破坏者，“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你中也有我，我中也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你”，一句话，没有互渗，就没有《女神》中那绮丽的想象与联想，大胆的变形与夸张，就没有《女神》这样的天籁之作。《女神》中的“自我”张扬，不是一种独立的个性意识的张扬。郭沫若对个性的景仰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郭沫若的所谓个性意识，不是把个人(主体)从世界(客体)中剥离出来探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个人如何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而是在个人与世界的互渗中达到同一，即融入自然，达到无我，“与神合体，超绝时空，等齐生死”，从而“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主客体互渗的状态是《女神》中的“自我”存在的基本状态。《女神》闪烁着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天才美。所谓天才，在郭沫若看来，“便是把小我忘掉，融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无我”。[2](p211)对于“无我”境界的追求，创造了“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同时，也消融了诗人的艺术个性。郭沫若对“精赤裸裸的人性”的向往以及“愿成个共产主义者”的念头，表明他对个性、自我的理解是排除私有观念的，他追求的是“开辟洪荒的大我”，是绝对的自由自在的状态。郭沫若终生对他心中的那种个性能得以自由发展，人格能得以圆满实现的“大同社会”无限憧憬。我们知道，所谓“大同”，可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的产生，除了当时生产力低下，只凭个人的力量难以独立生存外，还与原始人个体与集体互渗的思维方式有关。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私有观念也会消失。而郭沫若看到的，恰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从这个意义讲，20年代中期，郭沫若由极端的个性主义者向极端的集体主义者的“转换”之谜，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了解了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我们才可以理解以原始思维互渗律为基础的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长期以来，学者们为了证明郭沫若所谓“时代精神”，总是力图在最新事物上千方百计寻找能与郭沫若联系的蛛丝马迹，而几乎完全忽略了远古的东西可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如果说人类的文明史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和上升，那么，最远古的人类文明与最现代的人类文明之间必定有着某种独特的相似性，不是同质相似就是异质相似。这也是“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可以在郭沫若的精神结构里接轨重要保证。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交织成了郭沫若独特的精神结构。也成为我们重见郭沫若心路历程的“时间隧道”。屡遭讥讽的郭沫若所谓“趋时”的人格现象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这两种背离性的精神矢量在郭沫若头脑中互渗在一起，形成一种优势灶。当它们发生的过于强烈和频繁时，就会最终导致一重化(既不能把观念的现实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加以区分)，并形成一种稳固的心理场，使郭沫若不能把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区分开来，在这样的精神结构中，个人就是时代，时代就是个人，时代与个人“一重化”，个人也就成为时代特征的投影。文学革命时期，郭沫若是纯美文艺的捍卫者;革命文学时期，他却成为宣传政治的“留声机”。这种“善变”，并不能说郭沫若的人格是低劣的、“无特操”，因为郭沫若的人格特征不在于恒定性，而在于时代性。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的互渗，同一精神结构中形成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精神矢量，必然会形成这一精神结构强大的隐喻功能：在表面上相差很远的两个对象中发现相似性。隐喻功能又导致精神结构的混沌态。混沌并不是混乱，也不是简单的无序，而是无序中的序，是一种具有丰富的内部层次的和精细结构的序。具有混沌态精神结构的人，比平常人更能够对整体进行分解和组合，也便更能在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事物的相似性或交融点，可以在一个单一的事物或结构中发现更多的属性。主客体的互渗，同一主体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存在形式，看似荒诞，却可以使思维主体从运动和变化的角度看待事物。有几个“自我”，郭沫若就有几个视角。当这样的精神结构与不同领域内的具体对象相碰撞时，就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当这种碰撞运用的不恰当时，郭沫若就会犯普通人都不会犯的荒谬错误，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接轨所形成的“叩其两端”的精神结构，还是索解郭沫若这样一位有着多方位惊人创造的“球型天才”的重要视角。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创造性，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返祖”性使他比一般人更能了解远古文化的奥秘，理解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方式，知道他们如何在龟甲兽骨上占卜、刻写，看到甲骨文背后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另外，对最现代的科学知识的吸收运用，又使郭沫若知道如何合理的研究甲骨文，知道如何进行断片缀合、残辞互补、校对去重、划分年代，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之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开创性的巨大成就。
作为一名郭沫若研究者，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再次反观郭沫若，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单纯认定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或从人格上垢病他的缺失、从学术上指责他的纰漏。从精神结构的角度入手去探讨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原因，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开拓性伟大建树的“全能文化冠军”进行整合，使郭沫若研究走出目前混乱的局面，让不同派别的郭沫若评价者、研究者都真正全面深入的认清郭沫若，正是实现郭沫若研究世纪转型的必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