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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逝》开篇，鲁迅写道：“会馆里被遗忘在偏僻角落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走进北京鲁迅故居博物馆，脑子里忽然跳出来这句话，我想，用这句话来描述鲁迅在北京最后一个住处留给我的印象，是再贴切不过了。
春末的北京，风依然很大。在风的世界里，阳光似乎收敛了许多。博物馆深藏在一个杂乱的小胡同里，胡同有一个相当拗口的名字，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稍有阅历的人们从这名字中也能感知到,这不是一个高宅豪邸的名字。鲁迅故居，就在这博物馆里面偏僻的一隅静默着，与咫尺之隔的墙外的繁华，形成了反差极大的对比。
故居里没有凭吊的吊客。故居外面的鲁迅博物馆里，倒有几个寥落的看客，也都是来去匆匆。在看不懂或者不想看懂的氛围里，他们匆匆而过，一如先生笔下的过客。过客们稀稀拉拉来了，又寥寥落落地走了，留下一两只“苍蝇”旋回在空旷的展馆里，嘤嘤嗡嗡地叫着，攻击着鲁迅，恭维着周作人的汉奸行为，试图吸引寥落的过客中仅有的几个女客的目光，而且，他还飞到女客的身边，随着她移动而移动，高谈着周作人的汉奸行为“挽救”了华北不受日本侵略者的荼毒云云……
我端着相机，走出博物馆展厅，踅摸进角落里的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门楼相比，故居的门脸低矮简单，逊色落寞了许多。阒寂的天地中，当年先生亲手所植的丁香树，早已参天，亭亭华盖遮满了整个小院。我站在丁香浓密的树阴下静静地吸着烟，心里默忆着关于先生的往事……
自1912年到京城北漂，到1926年离开北京，鲁迅在北京生活的14年间，辗转搬家了四次。先是他在小说里多次写到的“S会馆”或者“会馆，”即位于北京南城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刚到北京做北漂的鲁迅，时年31岁，那是中华民国肇始的年代。1912年，在绍兴城里的三味书屋读过清王朝的科举书业，又在南京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读过简略的工业书籍，此后远渡重洋在日本的仙台学医，弘文书院学文，然后回到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首都做了教育部佥事的鲁迅，把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朱安和母亲鲁瑞，留在绍兴城里的老宅里，独自在京城绍兴会馆曾经自缢过一个女人的凶屋里，租住了7年。这7年孤独的时光，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怎样磨灭不掉的阴影，对他的精神世界有着怎样的影响，读者们可以从他的著作譬如《伤逝》、《〈呐喊〉自序》等文章里体味。在这里，鲁迅写下了中国近代白话小说史上的压卷之作《狂人日记》，还有诸如《药》、《孔乙己》等读者耳熟能详的其他作品。
1919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携其日籍妻子来到北京，在北大谋到一份教职。北漂7年的鲁迅或许是倦了会馆里的凄冷孤独，或许是思念远在绍兴的老母，希望找回阖家团聚安度岁月的感觉……总之，他和乃弟合伙买了罗姓人家的一处院子，这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位于北京新街口附近八道湾胡同11号的院子。这是一座三进的院子，据史料记载，鲁迅以3500大洋的价格买下来，然后“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卖掉绍兴老家的宅子，将母亲、妻子、弟弟们一起接到北京，阖家团聚在八道湾十一号这所新宅里。
八道湾十一号的四年，似乎并不如他期冀的那样温暖祥和，家人团聚了，可是天伦之乐似乎没有必然地降临。他和朱安的关系，依然那样客气，和弟弟一家的关系却日甚一日地糟糕。他在日记里感叹，自己勤俭节约，一分一分辛苦地挣钱，却被弟弟一家贪图享受，流水一样哗哗啦啦地耗掉。终于有一天，弟弟送给他一封信，以十分荒唐且无法辨别的莫须有罪名，将他撵出了这所他耗尽心血买来的院子，他不得不第三次搬家了！
1923年8月，搬出了八道湾十一号的鲁迅，再次回到租房居住的房客一族。他在西四附近最古老的砖塔胡同里租住，并在这里为女师大风潮中被赶出学堂的许广平、刘和珍们授课，写下了小说《祝福》、《故乡》等作品。9个月后，他举债再次买下了一所院子，比起八道湾的院子简陋了许多，促狭了许多，这就是今天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故居。他把母亲和朱安接了过来，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了2年时光。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厦门，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短暂任教。之后，他和许广平一起，定居于上海大陆新村9号。10年之后，他在上海的宅子里离开了人世。
徘徊在丁香树荫下这座不大的院子里，一点一点地寻找文字记载中鲁迅当年生活的痕迹，我揣想，他当时的心情应该是黑暗和悲怆的，有他的日记和文章作证。所不同的是，他是有着独异眼光的思想者，和牺牲精神的先驱者，他愿意为后来人“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一点光明进来，指一条光明的道路。由于同情三一八惨案中被当局戕害的学生们，他在这里呐喊出“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并怀着“出离愤怒”的心情，蘸着被北洋政府枪杀的刘和珍们的青春的血，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字，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开除公职。同样是在这所安静的院子里，他和母亲送给她的“礼物”的心灵距离越来越远，而另一个女人在他的心里却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暖。这一年，他已经45岁了，对于一个55岁就离开世界的人而言，在人生最后十年的时候才收获温暖的爱情，这实在是太让人遗憾的事情了！
我透过窗户的玻璃，仔细看着每一间屋子。母亲鲁瑞的屋子不用说是最好的了。母亲的“礼物”的屋子也不错。比起他的书房兼卧室，朱安女士住的房间实在是好多了。他可以不喜欢母亲送的“礼物”，可是他尊敬这个“礼物”。他身上有着旧时代人文的风度和操守。
故居的门口有一家书店，门脸和故居一样简单收敛。我买了一本朱安的传记。在这本传记里，对于朱安和鲁迅的婚事，周家和朱家都抱怨被对方骗了。鲁迅的爷爷做过清朝的翰林，后来由于科场作弊被关进大牢，到鲁迅这一辈家道已经凋落。旧时代的绍兴城里是讲究台门的，就像北方讲究门第一样。在周家台门败落、经济凋敝，年幼的鲁迅为了给父亲治病，不得不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时候，绍兴城里丁家弄的朱家台门正在殷实着。就这样，顶着书香门第的名头实则落魄穷困的周家长孙，和家境殷实却没有书香门第清誉的朱家独女，在媒人的说和下，定下了婚约。那一鲁迅18岁，在南京读不要学费的水师学堂。朱安21岁，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而待字闺中。
据后来的研究着考证，订婚之后，朱家在经济上可能是给过周家一些帮助的。虽然鲁迅并不满意母亲包办的婚姻，但面对现实，他只有默认。
在正规的官方出版物里，长期以来对于朱安的个人情况语焉不详。这个为鲁迅持守一生的可怜的女人，似乎成了一个飘忽的影子，笼罩在鲁迅巨大的光芒之中，若有若无。根据鲁迅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朱安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不堪和愚昧。她只是身材有些娇小，周作人在日记里说她“发育不良”，当然这只是崇尚奔放女性的时尚青年周作人的观点，是否真的发育不良，尚难定论。
在朱安小传里，关于朱安有着这样的记载：“生而聪颖，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择婿颇苛，年二十八始归同郡周君豫才。”这段文字的记述以及婚后朱安的表现，可资证明，朱安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
虽然两家订了婚约，但鲁迅迟迟不肯迎娶朱安。绍兴民间有个规矩，“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安在娘家守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周家还没有迎娶的意思，这不仅让朱家着急，就是周家老太，也同样压力山大。终于，老太太让人打电报给远在日本的长子，说自己病重，骗儿子回来结婚。就这样，在朱安28岁那年，25岁的周树人按照旧式婚礼的排场，热热闹闹地将朱家的独女娶进了周家。那天，周树人按照绍兴习俗戴上了假辫子（遵循古礼），朱安也化妆出假大脚（假扮新潮），这场有点搞笑和摆拍意味的婚礼，似乎预示着主人公往后岁月里没有真实内容的婚姻生活。
朱安终于嫁出去了，虽然28岁已经是超龄，算是那时代的剩女了。在周家迟迟不愿迎娶的几年里，跟朱安提亲的媒人不断踏进朱家的大门，可是，朱安认为，既然定了亲，就是周家的人了。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是一定要嫁到周家去的。终于，她的心愿实现了，可是，等待她的却是无爱的婚姻漫长的凄凉。
很多后来的人演绎说，鲁迅在新婚之夜，把新娘撇在洞房里自己到书房过了一夜，这是小说情节，不是生活真实。试想，既然鲁迅为了母亲可以答应这门婚事，可以在婚礼上戴假辫子，遵循传统礼俗，那么，同样为了母亲的面子，他也不会把新娘晾在洞房里而出逃。鲁迅的婚礼是夏天，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当晚，鲁迅被人推进洞房一声不吭，“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天晚上，闹洞房的族人和希望听到点儿什么动静的听房者们，都很失望。洞房里始终寂静着。第二天，鲁迅搬到书房去住，早上起来，人们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是印花被子上颜料的颜色，人们猜测，他应该是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夜吧！
这个不幸的婚姻，不仅给鲁迅带来巨大的伤害，带给朱安的伤害尤其更大。“在亲友们的回忆中，都提到鲁迅不屑于跟朱安说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只限于日常的几句问答。这大概是他们婚姻的常态。当他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时候，整个屋子里既无语言的震荡，也无情感的流淌，空气是冰冻而凝固的，这个家如同一个冰窟，令身处其中的人不寒而栗。”
“生活在北京的朱安是寂寞的，因为远离故乡，也没有能力出去，她不可能像别的太太那样拥有自己的交际圈子，对她来说，所谓外面的世界，就是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摘自乔丽华《朱安传》）
鲁迅和许广平定居上海之后，朱安就和鲁迅的母亲鲁瑞生活在北京，照料着老太太的生活起居。鲁迅去世之后，朱安靠着许广平每月寄给的生活费，仍然照料着婆母的生活，那是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年月，为维持必要的生活，朱安和许广平都付出了巨大的辛苦和折磨，直到1943年鲁迅的母亲去世。
母亲去世了，按说同在北京的周作人作为周家的男丁，应该多出一份力气安葬好母亲，可是，做着日本侵略者伪华北自治政府的“教育部长”，每年有1200大洋薪水的周作人却叫苦连天，连声哀叹“我苦哉！我苦哉！”不愿意多花一分钱，多尽一份力。丧事的料理依然是以朱安为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操办的。真不知道其时的知堂先生何苦之有？？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逝世。一直资助她生活的许广平，委托朋友为她举办了简单的丧礼。许广平本来想在老太太坟墓旁边购地，将朱安埋在老太太旁边，可惜没有实现，她被暂葬在西直门外的保福寺。生前她陪了老太太一世，死后却没能陪在婆婆旁边，这是她的宿命？还是造物弄人？
朱安曾经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大先生会对她好起来的。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后来，她的蜗牛掉落了。
鲁迅死后，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到鲁迅北京的家中去“挖掘”遗物。不管谁来，朱安都有礼有节地应对，维护了丈夫的名声和尊严，也保护了鲁迅遗物没有落入宵小之徒的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一桩功劳。
曾经，对着前来挖掘鲁迅遗物的人，朱安无奈地说道：“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她把自己降低到“物”的境地，以求引起人们的重视，可是，到底还是被人们遗忘了。
朱安被遗忘了。作为鲁迅的遗物，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那么，鲁迅呢？站在鲁迅故居的院子里，思想着鲁迅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以后来者的视角去看，鲁迅何尝不也是一件遗物呢？
2016年3月8日春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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