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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作者以风趣的笔法戏谑的语言记叙了当年西南联大里的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组成部分——跑警报。
文章背景是抗战时期的昆明，由于华北地区的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在昆明继续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深入到西南重镇——昆明，经常派出飞机对昆明进行轰炸，所以空袭警报在昆明城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声音。为了躲避轰炸，每当拉响警报的时候，昆明全城的人就往城外转移，学生们也不例外，大家把这称作“跑警报”
这篇文章中，作者记叙了不少在“跑警报”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有能感知警报的侯姓同学，提着手提箱跑警报的金先生，也有不跑警报留在学校洗头和煮莲子的同学。作者还记叙了不少在“跑警报”中出现的有意思的事，跑警报时变成热闹集市的古驿道，如若下雨侯姓同学必会拿伞在校门口等候，将伞借给她们，以及跑警报时留下的经典的对联……
在作者的笔下，原本紧张的躲避空袭成了一件很平常甚至还带有一些乐趣的事情——跑警报。作者以仔细的观察，细腻的笔法去描述每一件发生在身边的趣事，并把他们放大，反映了中国人民乐观的态度。
《跑警报》是我阅读的第一篇汪曾祺写的文章。第一遍读只是囫囵吞枣，不加细嚼。读罢后只有一个印象：日本的飞机空袭昆明，人们为躲避炮弹的袭击躲到郊外的故事。当再次翻开书本细细的读一遍便另有一番体会。
1937年抗战期间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对着城市狂轰滥炸，房屋倒塌，田地被毁，春城遭受战火的洗劫，大地满目疮痍。这时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师从沈从文。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与学生的回忆录中充满的是恐惧焦虑还有不安。在汪曾祺的笔下，显示出的反而是一份闲适与淡然：在马尾松林中，躺在柔软的干松枝上仰望天空，松间漏下天空蓝得像要滴下来一样；在松林中捡拾到的一些松果，掰开鳞斑吃一些生的松子；昆明的小贩在警报迭起之际来到郊外贩卖各种小吃；在山间的横沟里用碎石和瓷片砌出的对联：对机而坐，入土为安；人们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这一幅幅的画面充满了闲情逸致。空袭来临，夹几卷书，一袋干粮，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
追本溯源，笔端流露的是他淡然镇定的心态，乐观豁然的人生态度。用随遇而安来形容他最适合不过了。随遇而安在字典中的意思是顺应环境变化而安然自得，这一种处世态度并非消极。跑警报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下的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我们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待之，即“不在乎”，是永远征服不胜的。在他朴素真挚的语言里，透露的是在逆境中仍处之泰然的达观精神。在文革期间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在果林里替果林工人喷洒波尔多液，他耐心的做着需要人细致认真的活；在马铃薯研究站给各种各样的马铃薯画图普，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写下了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的诗句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都是他心境释然的体现。
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善于观察，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初中时学过《端午的鸭蛋》，一个高邮的咸鸭蛋在他的笔下，流露出的是对故乡的眷恋，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在《踢毽子》中，记录了童年时孩子们制作毽子，踢毽子的童趣让人也心里痒痒的想加入进去踢毽子。
在此后，偶然在书店中看到了一本汪曾祺作品的集子。翻了几页便爱不释手，翻开书发现他不但文笔好，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制作美食的能手，为朋友制作的干烧萝卜，自己发明一些菜肴等都是这方面的体现。在业余的时光中，还会画一些画写一些小诗送给朋友。
在文章中，一些平常的事物在他的笔下，透露出的是生活中的情趣，家乡的见闻，息风民俗，在普通的事物中充满了哲理。
文章来源于生活之中，从生活中体验生才能写出真实的文章。在生活中人难免会遇到困境，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汪曾祺平静的面对。能够坦然面对的人才会有勇气去适应它，战胜它。我们也应该热爱我们的生活，关注我们的生活。在困难面前心平气和的面对一切会让心灵得到一些平静。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汪曾祺的<跑警报>都称得上是一篇奇文！
一篇优秀的散文，必然深深打上作者的烙印。我们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作者的人生经历、爱憎好恶、气质秉性、品格风骨。总之，我从作品里，看到了作者自己。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高才生，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比较典型的学院派作家。我们从《跑警报》的选材里，依然可以发现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的影响。
初读文章，我们会发现文章中涉及的内容很多，表面看似乎信手拈来、随口道来、没有什么章法和匠心，如果我们细读下去，我们会发现这一个个故事之间是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的，它们被一个灵魂统摄着，那就是汪曾祺的独特的人生经历、独特的人生态度、独特的审美趣味。
文章开头，作者借一个发生在联大师生之间的故事来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教授问学生上节课讲到哪里了，一女生回答讲到‘现在已经有空气警报，我们下课’，教授是渊博而率性的，女学生是认真到了有些迂腐的程度但仍然不乏可爱天真的。这就是身为联大才子的汪曾祺的趣味，汪曾祺的记忆。
这样的例子文中俯拾即是。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慢慢走向郊外马姓同学；坐在教室里上课，居然能感觉到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的侯姓同学；在躲避空袭时忙里偷闲用碎石子拼出的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联大师生；把逻辑推理用到了捡金子上居然成功的哲学系研究生；跑警报时必带研究印视若性命的情书的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别人跑警报时痛快洗头的罗姓女同学和在炸弹乒乒乓乓声中神色不动搅和冰糖莲子的郑同学。
汪曾祺笔下的，都是奇人，异人！他们才华横溢，极具个性，有点固执，有点迂腐，有点天真，有点浪漫，率性而为，颇有魏晋文人的风骨和气度。
文中有几处描写，看起来似乎是闲笔，但我以为恰恰是能表现汪曾祺独特的文人趣味和风度的。
一处是对西门驿道的描写。驮着货物的马帮，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唱着呈贡的调子，特别是作者注意到了马锅头的特殊装束，马锅头吹口哨没有撮唇而吹的，鞋帮上都绣着花。斜阳古道上的这种情景，在作者眼中很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会引起远客的游子的一种淡淡的哀愁。
另一处是关于坟头的描写，作者注意到了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作者说：“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第三处是关于马尾松和关东糖的描写。
“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
“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如果不看全文，一定以为这是一个细腻、多情的读书人于富足悠闲的生活中发出的惬意的感叹。但是，放在敌机轰炸、性命攸关的“跑警报”的大背景下，就着实令人惊叹和欣羡了！
《跑警报》是以残酷的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的，但是在文中我们看不到硝烟弥漫，看不到人仰马翻，看不到生离死别，看不到惊慌失措。并不是作者有意美化战争的惨烈，有意淡化战争给人的伤害，与其说作者是在描写客观的侵略和避难场面，不如说作者是在续写内心的感受——无论情势多么紧急，他的内心永远
是平静而从容、强大而美好的。所以，留在他记忆里的首先不是敌机的疯狂残暴，而是斜阳古道上唱着呈贡调子的马锅头，是马锅头鞋帮上的绣花，是“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的“丁丁糖”，是“个大皮薄仁饱”的松子，是有着古风的碑文，是“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
这让我想到了孔子。“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孔子处于绝境仍能“讲诵弦歌不衰”，汪曾祺承袭了这种儒人的气度和风骨，难怪被后人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是一个多才、浪漫、敏感的旧式文人，同时又是在俗世生活中活得投入而有滋有味的人。所以他才会选择这样一些旁人不会理会、不会入文的材料去写，显示出它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境界。这在汪曾祺的很多文章中都有体现。
就像他在《花园》里写的那样：“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
谈到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的生活，他在《随遇而安》里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他写“自己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用戏剧油彩给工人化妆，“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还完成了一部“巨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给北京的朋友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并感叹“：“白天画图谱，夜晚灯下读书，如此右派，当得！”
再来体会《跑警报》最后一段话：
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正是这种对突然而来的变故、灾难“不在乎“的精神，这种在俗世生活中自得其乐的入世态度，造就了一代奇人和他的奇文。
本文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故事———跑警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象，有纷扰，有紧张，有血肉横飞的惨状，应该是很痛苦的、很恐怖的事，但是，观其全文，却不见恐怖，不见紧张，相反，倒是悠闲之状比比皆是。如果从某种僵化的观念出发，我们可以非难作家，说他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但，至今并没有什么评论家发出这样的批评。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教授讲课讲到跑警报结束的故事，又写了一个学生在跑警报的时候带上一壸水，夹着温庭筠或者李商隐的诗集，从容自在地度过一天。
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吗？写这样的故事，鸡毛蒜皮的，和空袭警报的紧张环境好像不协调，这是抒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文章的谋篇布局不是要善于剪裁吗，作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省略掉呢？拉拉杂杂，在文章中有什么价值呢？
读散文，欣赏散文，遇到现成的理论、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拘泥于理论和概念，而要从阅读的经验出发，从阅读的“实感”，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觉，或者叫做“初感”出发。
我们读这样的文章最初的原始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让人觉得有趣。有趣在哪？空袭、轰炸、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恐惧，相反，挺悠闲，挺自在。整篇文章，这样的事情，写了一件又一件，全文所写的事情，都很有趣。趣味就在遇到这样的空袭，不紧张，不痛苦，不残酷，相反，很好玩。
是不是可以说，文章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种趣味，一种超越战争环境严酷性的趣味？
按作家的思路，这种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报的地点上。
在山沟里的古驿道上，有赶马帮的口哨，有他们风土化的装束，有情歌，有马项上的铃声“，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游子的淡淡的乡愁”。
很显然，趣味里，渗透感情———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的欣赏，是情感和趣味的结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较适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几个“点”。古驿道的一侧，“极舒适”，可以买到小吃“，一味俱全，样样都有”。沟壁上，有一座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来的对联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还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作家对这样的对联的感慨是“：对联的嵌缀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这样的“佩服”，当然表现了作家的感情和趣味，但，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这样的情趣，和我们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有些不同。这个“佩服”的妙处，在于其中意思好像不太单纯，不但有赞赏意思，而且有调侃的意味。对此，我们是不是感到这种趣味，不同于一般的情趣，而是有点诙谐，应该是另一种趣味，如果把它叫作“谐趣”，可能更加贴切。
为什么这样的趣味叫做“谐趣”呢？谐，是和谐的意思，和谐，情感和环境一致，高度统一，水乳交融。跑警报，纷扰不休，令人烦厌、苦恼，人的情操通过和谐的表现容易达到美化、诗化的境界，就是情趣。如若情感和环境的残酷不和谐，明明是血肉横飞的战事，却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这就不和谐了，不和谐的趣味，就有点好笑，有点好玩，不把人的情操往诗化、美化的方向去升华，而是恰恰相反，往可笑方面去引申。这就是谐趣，就是幽默感。
不和谐构成幽默感，在西方幽默理论中，是一个基本范畴。英语叫做“incongruity”。
到此为止，我们大概可以假定：这篇散文，基本上可以定性为幽默散文。
从这里，透露出一点信息，本文作者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谐趣，而富有谐趣的散文，就不应该属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这一点，从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跑警报居然成了“谈恋爱的机会”，男士还带上花生米，宝珠梨等等。“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一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接下去，认真检验一番，这个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
警报结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专门为女同学送伞的故事。作家这样评述：侯兄送伞，已经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
这就不但是情感方面的不一致，而且是语词方面的不一致了。本来“，定例”的指称与一定的规章条例习惯有关，是一种规定，一种约束，有一定强制性的，不能不执行的；而这里却是自觉奉献的。至于贵在有恒，本来是指，以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追求一种学业上、道德上的目标，而这里却是为了讨好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和谐、怪异，给人以用词不当之感。但是，就在这种用词不当之中，读者和作家心照不宣，领悟了作家对此人的调侃。文章的幽默感随着类似的怪异，不和谐的程度不断加深。跑警报的人，大都带着贵重的金子。哲学系的某个学生，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巡视路面。他当真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这位同学捡到金戒指，是偶然的，作家却用一种牵强附会的、不和谐的逻辑，把它说成是必然的。这里逻辑的不和谐在于，有人丢掉金子必有人捡到金子，这不是必然的。有一种可能是丢掉了，并没有给人捡去，而是失落在某一角落。至于我是人，故我一定会捡到金子，更是不合逻辑推理的规则。不合逻辑的推理又和事巧合，就更加可笑了。因而，谐趣在这则故事中，显得更浓了，幽默感更强了。
跑警报有这么多趣事，不跑警报，也有趣事。一个女同学，利用这个机会洗头，一个男同学利用这个机会煮莲子。即使飞机炸了附近什么地方，他仍然怡然自得地享受他的莲子。
文章写到这里，几乎全是趣事，轻松无比。忽然笔锋一转，说是，飞机也炸死过人。田地里死过不少人，但没有太大的伤亡。
这一笔，从文章构思上来说，可以叫做补笔。为什么呢？开头我就说过本来飞机空袭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作家却追求一种轻松的、幽默的风格，一连串写了许多轻松的故事，幽默随着不和谐感的强化而强化。读者也可能发生疑问，在这样的民族灾难面前，作家怎么能够幽默得起来，轻松得起来？作家的这一笔，应该是一个交代。因为没有太大的伤亡，所以才幽默得起来，如果每一次都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这样轻松幽默，就是歪曲现实了。鲁迅在世时，对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怀着警惕，就是担心，把刽子手的凶残也当作屠夫的一笑。
汪曾祺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他对这一点是很警惕的。除了这一笔以外，还有一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笔：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中国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这一段，是全文的注解，文章写了那么多有趣的、好玩的、不和谐的、充满幽默感的、好玩的人和事，并不是低级趣味的搞笑，而是相反，有着深刻的、带着哲学性的思考。在这种不在乎”的谐趣中，作者揭示我们民族在灾难中顽强不屈的精神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一种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