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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如水，使纷繁经过过滤变得纯洁。小编整理的亲情的故事，供参考！
我出生于1979年1月18日，出生后我很可爱，我的家庭充满了欢笑。妈妈叶惠美是淡江中学的美术老师，爸爸是淡江中学的物理老师。本来妈妈想培养我的绘画才能，哪知我却对音乐很敏感，我3岁就自己“录”专辑了，我有模有样地对着家里的一台录音机自唱自录，赢得了爸爸妈妈和外婆外公的夸奖。
4岁那年，妈妈带我去学钢琴，我听了一遍就能复弹出来，老师夸我有天赋，小小的我坐在大大的钢琴面前，总是很高兴。我的妈妈是一个喜欢追求完美的女人，我上小学后，妈妈为了培养我的钢琴水平，她准备拿出家里全部积蓄为我买一部名牌钢琴，请最好的钢琴老师为我辅导，但是我的爸爸则反对，家里并不富有，再说男孩子嘛，随意一点好。但是，妈妈还是为我买了一部名牌钢琴，弄得我爸无可奈何。
我的钢琴老师是台北最有名的钢琴师，他觉得我是块料，对我极其严格，我练的是古典钢琴，每当我弹错一个音符，“啪”的一声，一把折叠扇就会打到我手背上，那时，我的手背总是青的。回到家中，妈妈依然不放过我，为了逼着我练钢琴，她拿着一根木棍站在我后面，一直到我练完琴为止，我的童年少了许多童趣，流下了许多委屈的眼泪，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没有小时候打下的坚实基础就没有我今天的音乐成就。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又被大提琴忧伤凄美的琴声迷住了，妈妈对于我想学大提琴同样鼓励，于是，小小年纪的我又背着比我高大的大提琴每个周末挤上262路公共汽车去音乐馆学大提琴。
就在我如痴如醉学习音乐的时候，我发现爸爸越来越少回家，同妈妈的争吵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常常发现妈妈独自哭泣。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有了外遇。妈妈为了挽救家庭，暂时把我送到外婆家里。即使外婆外公对我很好，但我依然沉默，不再有说有笑，我崇拜肖邦，却无法达到肖邦的境界，我也崇拜李小龙，曾暗自练习双节棍，整天迷迷糊糊的我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忧郁的我常常对着外婆家的斑点狗自言自语，实在郁闷时就一个劲地打篮球、打乒乓球，把自己弄得十分疲倦就倒头大睡。
上初中二年级时，我最不愿看到的一幕还是出现了，父母离婚了，那一年我14岁。妈妈把我从外婆家接回时，我已经变得冷漠而叛逆。高中联考时，我的总分只有100多分，连普通高中也没考上，我的人生跌入了低谷。妈妈去找了淡江中学的校长，希望他能收下我，校长摇摇头：“成绩太差，爱莫能助！”妈妈介绍了我的音乐才能，校长告诉我妈妈，淡江中学第一届的音乐班正在招生。回来后，妈妈让我去考试，我弹完钢琴之后，被告知录取了。这一次，我是绝处逢生。
中学的我是中分头，宽版裤，沉默又面无表情，再加上我的学习成绩不好，我的英语老师告诉我妈妈说我有智障。但妈妈并没有指责我，也没逼我学习功课，她说她相信我。妈妈的言行让我渐渐温暖，一天，她在我书包里发现了我的歌曲处女作《天长地久》，那是为我暗恋的一个女孩写的。妈妈看见我抄写工整的曲谱和平时潦草的作业完全是天壤之别，她鼓励说我的音乐肯定会有前途，我笑了，妈妈是学美术的，她对音乐并不怎么懂。
从淡江到台北每天有两个小时车程，我要求爸爸为我买一辆重型FZR摩托车，这样看起来才帅，可爸爸说买一辆“小绵羊”代步就行了，我们父子俩就骑安全还是骑帅气争吵了起来，结果还是爸爸让了步，给我买了一辆二手重型FZR摩托车。我感觉爸爸依然爱我！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准备了两次考台北大学音乐系最终都失败。郁闷的我颈椎隐隐作痛，时常痛得晚上不能入睡，医生确诊是僵直性脊椎炎，更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病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缓解。我的人生又跌落到了低谷。
病痛缓解后的我到了一家餐厅打工，老板用我弹钢琴来招徕顾客，生意日渐红火。这个时候妈妈替我在台北星光电视台《超猛新人王》报了名，这是一个鼓励和推荐音乐人的平台。在妈妈的鼓励下，我精心创作了一首歌曲《梦有翅膀》，我对自己的演唱实在没信心，于是请了一位歌手演唱，我来钢琴伴奏。表演那天，我和演唱者配合十分别扭，弄得台下的听众嘘声一片，我初出茅庐的一场表演彻底搞砸了。主持人吴宗宪是阿尔发音乐公司的老板，没想他看了我的曲谱后对我说：明天你到我的公司来上班吧！这一次，我又绝处逢生！
进入音乐公司后，妈妈总担心我冷漠、不善言辞的性格不会处事，她常常在下班时间站在公司门口，准备了一些可口的比萨、炸鸡送给员工，请他们多多包涵，一来二往，妈妈比我同公司的员工还亲切。我珍惜这次机会，拼命写了很多歌，老板吴宗宪推荐给许多歌星都没人要。最后，吴宗宪决定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自己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并且要我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我背水一战，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写歌，每天由妈妈给我送饭，爸爸也打来电话给我鼓励。吴宗宪选了我自写自唱的十首歌做成了我的第一张专辑《杰伦》，没想我的专辑一出世便被抢购一空。接着我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更加大受欢迎。第三张专辑是我献给妈妈和爸爸的，这张专辑我以妈妈的名字命名为《叶惠美》，第一首歌是写给爸爸的《以父之名》，中间还有一首叫《外婆》，是写给外婆的，这样，这张专辑中爸爸、妈妈、外婆都有了，即使爸爸妈妈已经离婚多年，但是在我的梦里，我仍然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
妈妈和外婆总是说我唱歌咬字不清楚，希望我能写一首咬字清楚的有古典意蕴的歌，于是，《东风破》诞生了，妈妈和外婆笑着说听得懂了！刚出名时，公司为了增加我的知名度，策划了我同蔡依林的恋情，让媒体炒作，因此我和蔡依林的恋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委屈了她，所以我主动给她写歌弥补我的歉意；后来我为了宣传我的专辑同台湾电视台的美女主播侯佩岑有了良好的合作，相互都有良好的印象，但最终我们没有发展成恋人，因为妈妈劝我晚点恋爱，最好不要找娱乐圈中的人。
2006年，我在准备新专辑《依然范特西》中，我先后三次去拜访了台湾的前辈歌星费玉清，他是妈妈最崇拜的明星。最后费玉清被我的孝心感动了，欣然和我一起演绎了新专辑的主打歌《千里之外》，同时，我饱蘸浓墨的一首歌《听妈妈的话》也在其中，那是我对妈妈发自内心的感激。9月10日，新专辑台北签名会上，我看见一个小孩背着一个书包，上面写着：妈妈我会用功读书！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找到那个小孩，亲笔为他签了名，告诉他，听妈妈的话！
讲起故事的缘由，父亲孙立军这样开篇：“我50，女儿18，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家长会，原来这个可逗可玩可骂的姑娘很快会变成别人的女人，我应该送点什么给她，所以有了《18岁18天》，从北京和女儿骑行到上海……”
骑行的目的，不仅仅是拍一部纪录片，更重要的是父女之间的交流，潜移默化的影响。孙立军在途中为留守儿童们放映动画片，通过骑行的方式为老一辈动画人筹集出书的资金，一路留存下的，还有给女儿的精神财富。
2014年11月12日，首届加拿大电影电视节在温哥华拉开帷幕，这部时长85分钟的纪录片《18岁18天》拿下首届加拿大电影电视节水晶报最佳纪录片奖、地中海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评委的评语是：能够表现现代中国两代人的故事。
在忙碌的现代都市里，很多父亲是缺位的。他们忙工作、忙应酬、忙赚钱，忙得基本没时间跟孩子交流。孙立军觉得自己也是一位缺位的父亲，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动画学院的院长，他热爱动画艺术，他的生活里更多的是动画，他创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动画片，培养了一批批国内动画人才，留给家人、孩子的时间却不多。回想起来，2岁前女儿孙佳跟着奶奶生活，2岁后送整托。转眼间，孙佳18岁了，刚刚拿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孙立军忽然遗憾地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女儿的家长会。
高中毕业前，孙佳的学校要举行一次成人礼，要求父母送一份礼物。送什么好呢？从来没有为女儿教育的事情多操心的孙立军第一次认真琢磨起来。他想起龙应台的那本《目送》，里面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他。“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这份“进不去”也许是很多父母与子女间的常态，如果打破生活的日常，也许会开启一扇“进得去”的门。
思考了一个多月后，在女儿成人礼的那一天，孙立军拿出了一份不一样的成人礼——一份用A4纸打印的薄薄几页活动策划案，策划案名为——《18岁18天》。孙立军说：“这18天，一天代表一年，18天，象征女儿成长的18个年头。我想父女俩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比物质的礼物更能打动她。”
孙立军的计划是这样的：和女儿一起骑行，从北京出发，经天津、泰安、曲阜、济南、南京，最终到达上海，里程1668公里，用时18天。他想和女儿同享骑行的甘苦，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骑行完成一项公益筹资。
2014年初的时候，孙立军接到一通电话，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老一辈”动画人蒲稼祥打来的。蒲老在电话中说：“写了一部《动画笔记》，但没有合适的出版商和足够的资金，没法子出版。”孙立军对老一辈动画人怀着浓浓的敬意，所以一听蒲老的叙述，立刻就决定促成《动画笔记》出版一事，但出版资金从哪儿来呢？孙立军找到出版社，决定样书出来后通过骑行的方式向公众募集后续发行资金。他计划从北京出发，终点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表达他对老一代动画前辈的尊重与承诺。
女儿会怎么看待这样一件礼物？孙立军心中没有谱。但对于孙立军的计划，孙佳也没有拒绝。
长途骑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出发前，孙立军就进行了有计划的锻炼，他每天骑行上下班，周末有时间就在北京“环路”骑行。但孙佳没有经过任何骑行训练。因为孙立军原本设想的是让妻子开车，女儿跟着拍摄就行了。
但骑行计划在微博直播后，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这个创意。孙立军的学生主动请求加入拍摄团队，准备把这个行程做成一部纪录片。这个团队已经很专业了，于是孙佳解放出来，孙立军希望和女儿一起骑行，但孙佳最初颇有抵触，孙立军只好随她。
2014年7月2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孙立军带着女儿观看完升旗仪式后，骑上了他的那辆山地车。车后面绑着沉甸甸的行李，投影仪、幕布、小音箱、给养，大概有六七十斤重。孙佳并不了解老爸为什么要带投影仪、幕布、小音箱这一些东西，后来才知道是给沿途贫困村庄的留守儿童晚上放动画电影用的，就像她刚开始也不理解老爸为什么非得骑行找苦头吃一样。孙立军出发时，她没有跟在自行车后面，而是拿着一台小型摄像机钻进了随行的摄影车。她坐在车里，看着爸爸骑，父女之间总隔着一段距离，有时谁也看不见谁。
开始的几天，孙立军把行程安排得很紧，最长一天，他骑了170公里，从早上5点骑到晚上7点。第二天早上醒来，孙立军感觉腿都张不开。骑行第三天，孙立军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这好像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路程，暑热、身体苦痛，还有孤独。
刚开始包括孙佳在内，大家都以为孙立军做个秀玩玩的，毕竟他年纪这么大了，没想到他是玩真格的。他让随行中中暑的人在原地休息，自己坚持每天5点半爬起来就走。
跟随在后面摄影的孙佳，感觉离爸爸越来越近，取景框里那个微躬的背影越来越清晰。她看着他一大早打包好行李出发，霞光披在他的身上，有种不一样的美；晚上在偏远的村子里，爸爸给留守的孩子们放动画片，他说：“我从小看露天电影，产生了做英雄的梦想。现在我们给这一些看不到电影的孩子放映，哪怕只为一个孩子树立了信心，都值。”全村的孩子都来了，腿脚摸索着找到幕布前的塑料椅子坐下去，眼睛盯紧了画面，神情专注得让人心疼。能够想见，这一些孩子平日里鲜少有机会观看动画片。有的地方放映很困难，有一次，住在一个待拆迁的村庄附近，周围没有空地，幕布支不起来。后来孙立军找到一面残破的墙，随行的人买来白涂料，把墙涂成白色当幕布放了一场……
第11天、12天，孙立军全身浮肿，骑行特别困难，但孙立军说：“就算爬也要爬到终点，我承诺了，就要做到。”
第15天，快到南京的前一天早上，大家准备出发了，一路都坐汽车的孙佳突然和孙立军说：“老爹，我和你一起骑车。”听到这话的孙立军愣了一会儿，心中已欣慰无比：“父女俩的感情还是默契，我当时就觉得女儿不再像城堡里的小公主了。”父女俩开心地骑过了南京长江大桥。
最后的4天里，孙佳骑行了200公里。一路上，有挥汗如雨的辛苦、走错路的不安、车胎扎破的无奈，但父女俩相互关心、相互妥协、相互感动，留下了一段记忆深刻的影像。
432小时后，孙立军和孙佳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门前。在上海美影厂门口，孙佳打量着斑驳的院墙，杂草丛生的院子，这里是爸爸表达敬意的目的地。看到孙立军骑着满是泥点的自行车，一点点近了，孙佳忽然叹息：“我爸爸真不容易啊，这么多年坚持着。”
那天，孙立军把沉甸甸的样书送到80岁的浦稼祥老师手上，孙立军、孙佳和浦老师在他家门口照了相，孙立军说这是一场最简单的新书发布会。看着孙佳采访浦稼祥，孙立军希望即将开始大学生活的女儿，能够理解自己为动画所做的努力和坚持，期待她能够意识到这代人的责任，接得了棒。
当晚，孙立军邀请美影厂老一代动画家相聚影城，观看自己的原创动画电影《小兵张嘎》，向老一辈动画人致敬，向中国动画致敬。这是孙佳童年回忆里最真切的动画片，她眼看着它从线条到上色到在荧幕上放映，她还是配音之一，曾经心心念念期待上映的日子。“这片子我至少看过几十遍，那天放映到中间，我走出去，忍不住大哭，为爸爸对原创动画艺术沉重而执着的坚守。”
骑行结束后，纪录片《18岁18天》剪辑完成后，在2014年11月12日的首届加拿大电影电视节获得了两个大奖。
其实送展前孙佳就看过了，纪录片制作组的一个叔叔问她：“你理解爸爸送你的这18天的礼物吗？”
“我觉得我是理解的。”从起点出发，18天看到终点的风景。孙佳觉得自己就是在第18天读懂了老爹的良苦用心，她唯一的后悔是没和老爹骑满18天。
不过，她等来的问题是：“当你爸爸60岁退休时，你愿意骑60天送给爸爸吗？”
孙佳卡住了，她想着：60天！那哪成啊！她老实地说：“60天太长了，我能够还给他18天。”
“所以在你看来，你只是要还给你爸爸18天？”这个问题又把她难住了。不过没关系啊，有了这18天的相互理解，一切的美好都能够拓展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