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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的故事：女英雄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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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的故事：女英雄贺子珍】
长征路上的英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有一类英雄，以她们柔弱的肩膀，同样顶起了半边天，他们就是长征中的女英雄。尽管，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但女红军们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令人怀念和敬佩!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女中豪杰。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步步紧逼，瑞金城十分危险，中央红军即将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贺子珍都要随红军队伍转移，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必须托给可靠的人。
贺子珍心中焦急，想跟毛泽东商量一下，但毛泽东却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了，还捎信来嘱咐她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后，抓紧赶来。
当时，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就住在瑞金下肖村里，贺子珍赶到那里，把父母和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正好妹妹要留下开展工作，可以照顾家人。贺子珍放了心，但看到孩子，又想到即将离别，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他们随着军队大江南北的跑，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小毛跟着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忙，很懂事地不吵不闹。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是那张小嘴巴，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说起话来非常响亮。
这些日子在瑞金，才多了点时间陪他，但还没几天，部队又要走了，就这么离开幼小的孩子，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也不禁十分难过。
贺子珍和妹妹商量好了，战争太危险，不能把小毛带在身边，只能先把他寄养在他的奶妈家，以后再做打算。贺怡(yí)见姐姐难过，就赶紧劝了几句，让她快去接孩子。
贺子珍回到家，收拾好了小毛的东西，带着他送到奶妈家。
“小毛就麻烦你了，我们安顿好了再写信来。”贺子珍忍着泪意，拉着奶妈的手说。她实在舍不得孩子。
奶妈也跟着掉泪，说：“你们去吧，早点打了胜仗回来，好好陪陪孩子。”
小毛听懂了，妈妈又要走了，还要把他留在奶妈家，就哭起来。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留下!”
贺子珍心如刀割，也抱着小毛哭成一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离开小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她想起从小毛出生起，就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母爱。
自己和毛泽东都很忙，小毛一见到他们就特别开心，连晚上睡觉时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怕一放开了就又见不到了。
他缠着爸爸，让爸爸教他写字时的聪慧;他站在门口送爸爸妈妈出门的懂事;他抱着自己的脖子撒娇，甜甜地叫妈妈……“小毛乖，不要哭了。等打赢了仗，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回家。”
“我不听，妈妈骗人。”小毛哭喊着。
“妈妈不骗你，你跟着奶妈在这里，要好好学习，长得高高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时，你就是个大孩子了，比妈妈还高了，好不好?”
贺子珍耐心地哄着，珍惜着和孩子的相聚。
“好，我要学写好多的字，等爸爸回来时给他看。”小毛不哭了，还带着泪的眼睛一眨一眨，十分可爱。
“这就对了!乖小毛，跟妈妈说再见，要听奶妈的话。”
贺子珍把孩子的手交到奶妈手里，又看看了看可爱的孩子，毅然转身，走了出去。她哪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见到孩子，战争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当天下午，转移的红军队伍出发了，百姓都出来送红军们，拉着战士们的手热泪长流，不停地说：“这么快就要走啊?”
“一定要再回来埃”
“千万要回来呀。”
……
贺子珍在队伍中频频回头，深情地回望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然后坚定地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央苏区!”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地向小毛和父母深情告别：“爸，妈，小毛，等着我们胜利回来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长征开始后，红都瑞金落入敌人的手中，收留小毛的奶妈的家乡，也成了敌人的地盘。由于敌人憎恨红军的领导，就四处搜捕红军领导的家眷(juàn)，连与红军接触较多的人都不放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红军干部毛泽覃怕小毛有危险，就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小毛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这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痛的女战士，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那时正是革命的重要时期，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工作，但这种痛失爱子的心痛一直跟随着她，成为这位女英雄的隐痛。
贺子珍的身体里有几块炸弹的碎片，一直没有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另一份记忆。那件事让所有人都佩服这位女英雄的坚毅和忍耐力。
那是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地区，刚刚想整理队伍，停下休息。一群敌机突然从山后飞过来。
“快趴下!”有经验的女战士立刻大声喊着，与此同时，拉住身边的同志一起卧倒。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现了她们。其中一架飞机快速俯冲下来，一阵子弹迎头扫射下来，同时三枚炸弹一起投向了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隐蔽自己。但有些伤员伤得太重，根本动不了，只能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坡下的，但她看到伤员们还在路上躺着，就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
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炸开了。
敌机轰炸了一会儿，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尘土渐渐散开，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染得殷红，已经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赶快开始抢救。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了李芝医生救治贺子珍。
李芝先给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麻醉药，但李芝医生从没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伤员动这么大的手术。贺子珍见她犹豫，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就拉着她的手使劲儿点点头。
李芝没有办法，就让一个战士在一边做助手，给贺子珍擦汗。于是，手术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一块又一块，弹片从贺子珍的身体中取出，李芝忙得满头大汗，把取出的弹片放在一边。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línlí)，眼里噙(qín)满泪花，苍白的手紧紧握着旁边一个女战士的手，却坚持一声不吭。
她的精神和意志力让医生十分敬佩，更加投入地工作。一旁的助手紧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流眼泪。贺子珍颤抖着嘴唇，挤出一缕笑意：“傻丫头，哭什么。”说完疼得浑身发抖。
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了，但深入体内的弹片却没能取出，最终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坚强而又坚韧的女性，在战争中，她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所有人为她喝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红军长征中感人的小故事
没有他们的昨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为我们奉献了他们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小编整理了“红军长征中感人的小故事”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长征路上的红军妈妈
红军妈妈们的艰辛付出和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她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舍弃了儿女情长，才使新中国亿万儿童幸福安康。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即便是硕健的红军儿郎，要战胜人间罕见的种种险阻也是难以想像的。然而，长征路上的红军妈妈们，为了中国革命的
成功和妇女自身的解放，果敢地承载着更多的苦难，显示出一种超出母性的伟大的爱。 笔者曾见到世界上也许最奇特的纸条：“我们是为万千人服务的工农红军，今在苗家借地生子，实在出于万不得已。因军情紧急，此子无人携带，深望老乡将其抚养成人，不胜感激。”署名：“红军休养连董必武留。”这个留在苗地的孩子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骨肉。而在长征开始时，他们已将爱子毛毛留在了江西老乡家，后来音讯全无。长征中生下的这个孩子，毛泽东与贺子珍十分喜爱但又十分为难。当时为了避免与围追堵截的敌人遭遇，部队每天急行军90多公里，有时不得不打仗。带着孩子，无疑困难不少；送给老乡，又于心不忍。思忖再三，贺子珍还是把警卫员叫来，声泪俱下地吩咐：“孩子不能带，把她寄养在老乡家里吧！战争是残酷的，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后代，实在是没有办法，让孩子在人民当中长大也好。”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为了中国革命共失去了5个子女。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哪有母亲不疼爱子女的？而红军妈妈们却在那个非常时期，腆着肚子，艰难地行进在长征途中。生下骨肉，又将其留在边远的不知名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何等感天动地的壮举！这是何等气壮山河的精神！长征中的红军妈妈们将“奉献”二字演绎到了极致。
红军使命是北上抗日，解放全国。“但有使命，万死不辞”。红军妈妈们跟随红军大部队从瑞金出发到达陕北，一路上爬过18条山脉，渡过24条江河，经过11个省份，突破10道封锁线。红军妈妈们在长征中所表现的使命高于天的精神千秋不朽，与日月同辉。
长征出发前已婚的红军女战士，在长征路途上尽量避免与丈夫在一起生活，只有在部队休整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聚上几天。她们虽然受到分离的煎熬，大多数人却免除了怀孕生孩子的痛苦。但也偶有失误的，这使她们不仅面临生死考验，同时也面临亲情分离的痛苦。即使如此，为履行神圣使命，红军妈妈们强忍苦痛，舍生取义，鞠躬尽瘁。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曾玉，在长征途中生下一个胖娃娃，但部队要紧急出发，孩子不能带，只得忍痛放在稻草上。伴着父亲写的字条，孩子在空屋子里声声啼哭。曾玉被人搀扶着，告别了亲生骨肉，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屋子。孩子在屋内嘶哑地哭叫，曾玉在屋外掩袖抽泣。婴儿的啼哭像锥子刺着她的心，像绳索拴着她的腿，她那如同灌了铅的双腿怎么也迈不动。但不走是不行的，后面有追敌，心中有使命，这个时候哪里还容得儿女情长，曾玉坚毅地走了。刚生完孩子就要走路，又没有担架，而且头一站便要过河，横在眼前的河水浪涛翻滚。强烈的使命意识，使曾玉咬紧牙关下河，在几个女战士的搀扶下趟了过去，向着陕北，迈开双腿，载着使命疾行。
对很多红军战士来说，明天是个神圣的字眼，令人憧憬，催人奋进。红军妈妈们的未来观是为了国家的明天、人民的未来、万千的后代而矢志不渝，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即使自己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在长征胜利20周年时，廖承志画了一组再现长征感人情景的画送给女儿廖茗。画面上一位红军妈妈忍痛将孩子送给当地一位老汉，她亲吻着孩子，盯着孩子那张小脸，生怕忘记了似的。忽然，她像想起了什么，掀起衣襟给孩子喂奶。泪水和着奶水，把孩子喂饱后，便把他轻轻地放下，头也不回地追赶队伍去了。廖承志随画还写给女儿一封信：“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胜利的。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因为有许多红军妈妈们已经失去过自己的亲骨肉，长征路上，她们不想再失去自己的孩子。尽管许多人再三动员她们留下来或者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但为了新的生命，为了明天，红军妈妈们凭着坚强的意志，为长征路上诞生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孩子营造着“安全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在长征路上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远征。朱德总司令听到远征诞生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跑到河边去钓鱼，并亲手给陈琮英做了一碗鱼汤。陈琮英产后没几天，部队又要进行艰苦行军。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把孩子留给苗家兄弟吧！”陈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默默垂泪。两人的前几个孩子都已夭折了，此刻，陈琮英多么想带女儿一起行军啊！可这将会给部队带来很大的麻烦。红军战士闻讯后，坚决反对将远征留下，争着要求背远征行军，并抢着逗她玩。这样，远征方才留下，并一起来到了延安，来到了北京，为新中国的未来留下了少数几个长征路上诞生的儿女。
红军妈妈们的艰辛付出和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她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舍弃了儿女情长，才使新中国亿万儿童幸福安康。长征伟大，参加过长征的母亲们同样伟大，让历史这样告诉未来吧！
二万五千里长征小故事
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环境恶劣，食物缺少，但是依然抵挡不了中国红军保家卫国的精神，小编整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小故事”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一）：
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向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最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屁股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最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二）：
可敬的班长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样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之后，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由整理]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三）：
老红军后代代表、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村民
我是土生土长的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人，老家就在观寿公祠旁边，从小在那里长大，天天听着老人们说着红军的英雄事迹。我的叔公们也参加了红军，但没有回来。
1934年9月，在我们村东边的松毛岭，发生了著名的松毛岭战役。为支援战事，当年红屋区全民参战，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仅南山镇的红屋区、大田区普通群众就牺牲了三四百人。我们村此刻很多老房子里除了有著名的抗日漫画群，还能看到很多的门和门板不配套，这都是老乡们主动把门板给红军使用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历史的印记。
在村里红军桥的红军征兵处，柱子上有一道刻痕，约为一个长枪加刺刀的高度，那是扩红时期留下的。解放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叫：生命等高线。
我们镇当年参加长征的有六七百人，到达陕北后仅剩9个人。我的书桌上一向放着一本《长汀县南山公社革命烈士英名录》，上面记录着我们镇650多位红军烈士。但是，650位多位烈士，发出去的烈士证却只有200多本，为什么？因为很多烈士都没有了亲属，无人认领了！
当年红屋区塘背乡有个老农叫罗云然，他有六个儿子。1929年，老人送两个儿子参加红军牺牲了，1930年再送两个儿子参军也牺牲了，最后两个儿子呢，又送去参军，还是牺牲了，都没了！他为了什么啊？！
我们镇的长窠头村，当年是钟屋村的一个自然村，处于村里上松毛岭战场最便捷的通道——刘坑口，百来户人家，400来人口，他们参加革命牺牲117人，红军家属被杀35人，60多户绝户。
这个村里有位退休干部钟宜龙，今年88岁，老人还自办“家庭红色展馆”，天天在讲红军、讲传统。老人他生在五杭村，本姓华。1929年，他的生父、生母因为他的大哥当红军被反动民团杀害。母舅们不忍心5个月大的他饿死，把他抱回长窠头村的钟家。由于他的三个亲舅舅没有老婆，就把他交给已经结婚的堂舅做养子。他的三个亲舅舅和养父当了红军，先后都牺牲了。我想钟宜龙老人就是一个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典范，虽然他的家族因为革命总共牺牲了40人，但他经常说：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
我以前访问过很多老红军、老战士，问得最多的就是“五年苏维埃里，牺牲那么多人，几乎每家都有，明明明白可能会死，为什么你们还跟着红军走呢？！”他们都用十分朴实的话回答我：共产党、红军来了，我们有了活路、有了活的期望！我们跟着共产党有出路！
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复村是红军长征的起始点，前年来访的游客有10多万，去年有15万多，今年到10月份就已经超过20多万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就抱着一个目的：缅怀革命先烈，重走长征之路，传承长征精神！
我们村里有四个红军烈士纪念碑：两个无名，两个有名的。因为很多乡亲的亲人牺牲在外面，他们不明白在哪里，就把烈士纪念碑当亲人们的坟墓，常常过去祭奠。80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忘记这些先烈！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每次讲解你都充满激情？我想，就是时常呈此刻我脑海里的红军英烈的精神不断在激励我。我深深感到，发扬长征精神就是遵从习总书记教诲：不忘初心，做好本职工作，在新长征路上走好每一步！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四）：
1952年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队文书罗盛教遇到4个正在滑冰的朝鲜少年。忽然一个名叫崔莹的少年压碎了冰面，跌入8尺多深的冰窟窿里。罗盛教立刻脱掉棉衣，毫不犹豫地跳进冰窟窿里进行抢救。他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探摸了3次才找到了崔莹。他竭尽全力用自我的头将崔莹顶出水面，这时战友赶来把崔莹救了上来。但罗盛教由于严寒，体力消耗殆尽，当他被人们救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时年只有21岁。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五）：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齐，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能够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早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象在为战友指明前景的道路。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和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貌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出，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红桃2的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六）：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但是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貌，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最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立刻，情绪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此刻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先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我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样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七）：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超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此刻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一样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状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最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八）：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但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我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立刻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能够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但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刚出发时，他每一天都马前马后跑来跑去，不明白什么是累似的，可这一段，他不光不大跑了，而且走路急一些都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指导员让小吴爬坡时抓着马尾巴，小吴总是笑笑，坚持自我走。尽管他老是帮作笑容，可指导员却看出他在瞒着什么。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样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天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我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理解……”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九）：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明白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那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以前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我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期望和力量，让给了自我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十）：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春地点：甘南。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据说她是自我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我取的。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
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职责。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
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嘛。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
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状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那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
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能够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之后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此刻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
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
边，凝视远方。山青水碧、草青花艳，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他的眼睛湿润了，半晌才说：“不一样了，但又一点都没有变。”过了许久、许久，老人又开口说：“如果英子队长多吃一点东西，可能就能坚持下去，可能就……”老人缓缓地在草地上采来缤纷的野花，用颤抖的手认真地编起一个花环，轻轻挂在桥头……
名人故事：毛泽东的春节
“开国元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时，请他吃青椒炒苦瓜，辣出一脸热汗的溥仪，直说味道“不错，不错”;1976年，毛泽东最后一个春节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年夜饭他只吃了几口武昌鱼和一点米饭，晚景令人唏嘘不已;周恩来和陈毅各带一队人马扭东北大秧歌欢度春节;邓小平多次在上海迎新年，部署改革开放大局;胡耀邦大年三十值班，心忧烟花爆竹燃放问题;1949年，兵败如山倒的蒋介石在浙江老家的武山庙抽到一支“中下”签，签上写着“大意失荆州，关公走麦城”……
因地位特殊，领袖的春节，大多忙于家国大事，背后演绎着时代的风云。与此同时，他们也期盼着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悲欣交集：毛泽东过年很简单
曾在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担任武装警卫员20多年的毛尚元回忆说：“主席的年过得很简单。他很少有时间出来娱乐。最多有时候跟周围的人聊聊天。深居简出，有团拜会的时候，也多是周总理代表。主席很少讲话，喜欢安静，并且非常喜欢看书，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看很多书。过年对于他来说，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在追随毛泽东的数十个年头中，毛尚元发现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不太爱吃饺子。
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秘书张玉凤也描述：“主席相信吃五谷杂粮身体才会强壮。他经常散步，有意识地多吃杂粮，如玉米、红薯等食物，有时还吃点野菜，如马齿苋菜。主席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如面食。我们老家过年吃饺子主席就不理解，说饺子有什么好吃的?宁可吃糙米，也不吃饺子、馒头。”
尽管不习惯吃饺子，喜欢吃辣的毛泽东，无论革命岁月还是和平年代，大多数新年还是过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29年：打欠条收集百姓食物过年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年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三天。
为了让红军战士和群众欢欢喜喜过个好年，毛泽东特地发给每位战士三块银元，并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三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这样一来，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
刚刚过了翻身年，新的困境接踵而来。1929年2月9日，正值除夕，红四军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转战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官兵们身上只有两件单衣，饥肠辘辘地经受着寒风中的细雨。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领军的毛泽东心情沉重，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正在背后紧追不舍。无论如何，也得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饭。毛泽东将想法告诉朱德，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战士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与十几个司务长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食物全部过秤登记。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前村的群众听说有支几千人的队伍开过来了，纷纷躲避上山，连过年的鸡鸭鱼肉都来不及带走。红四军于是以连队为伙食单位，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把群众家的食物收集起来，还杀了几头猪，众人忙碌到午后两点钟，终于吃上了一顿久违的饭菜，还喝了米酒，算是过了年。毛泽东对吃得高兴的战士们说：“大家过了好年，吃饱了打刘士毅!”
农历大年初一，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被打得溃不成军，800余官兵成为俘虏。同年5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向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只能多给，不许少付。有的人遗失了欠条，说出数目，红军照样付款。大柏地的群众高兴地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后来一度被解除军权。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被拿掉，完全被架空。2月13日，除夕佳节又来临了。尽管战争局势险恶，沙洲坝的军民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上午10时，贺子珍带着儿子毛毛在大樟树下玩。毛毛是贺子珍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已经3岁了，正是会讲话到处乱跑的时候，活泼可爱。毛泽东对这个孩子十分喜欢，给这个排行第五的儿子取名为毛岸红。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毛，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让小孩夹着竹杆“骑马”，即兴玩耍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夜饭，毛泽东才抱着毛毛进屋。春节里与小儿嬉戏玩耍，在毛泽东忙碌奔波的一生里很是难得，这也是他在苏区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40年：被长枪连请去吃年饭，敬酒改为敬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确立其对军队的指挥地位。2月4日春节这天，后勤部门想多弄一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物资匮乏，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几个辣椒。他舍不得吃，分给了伤病员，并捐出自己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以改善战士们的生活。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比长征时期安定了一些。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不时开展团拜、舞会、演戏、扭秧歌等庆祝活动。1940年春节前夕，老连队杀猪宰羊，而组建不久的长枪连家底薄，只买了20斤猪肉。正在这时，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肩猪肉送来了，并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这是毛主席叫送给你们过年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平素也见不到荤。于是，在连队里开会的讨论中，不知是谁说了句：“请毛主席吃年饭。”大伙不约而同都说好，并把请毛泽东吃年饭的任务交给了连指导员张久厚。
毛泽东听了来意后，告诉张久厚：“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你回去就说，我祝大家新年愉快!”张久厚一听说不去，坚决说“不去不行”。听了这句话，毛泽东放下文件，笑笑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片刻，又说：“光请我一个不好，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以笑作答。
除夕过午三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来到了长枪连。进窑洞落座后，毛泽东问：“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他环视了一下，说：“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稍停，又道：“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开饭后，没有酒，大家热情地向毛泽东敬肉。他一看就笑了，说：“这么大块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存心不让客人吃呀。”一排长便夹起三两重的一块肉吃下去。毛泽东见状，说：“你厉害，比不过你，我认输了。”
大家一个劲地给毛泽东敬肉。他看了看周围，说：“能者多吃，互相帮助。”说着，用筷子把肉分开，放到周恩来碗里一块，自己吃了一小块，说：“怎么样，这回行了吧?”
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坐在前面，乡亲们却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毛泽东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随即跟着毛泽东到后面。乡亲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
1949年：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请客人吃红烧鱼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来到了西柏坡，为毛泽东访苏等事宜举行会谈。
午后，毛泽东在门口迎接米高扬。一见面，米高扬就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派，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握着米高扬的手说：“欢迎!欢迎!”
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等主题，系统地发表了看法。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她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几天下来，主要是毛泽东在谈。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据毛泽东警卫李银桥回忆：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而毛泽东的衣袖上赫然补了块补丁。西柏坡当时除了养的猪和鸡，没有其他高级食品，随后从滹沱河里捕了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酒量惊人，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毛泽东沾酒就脸红，朱德当时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能喝酒的了，也没像米高扬一样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
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在李银桥看来，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动筷。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吩咐随行的厨师：“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苏联方面)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月6日中午，毛泽东来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后来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1952年：戴口罩春游黄鹤楼被群众认出
1952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武汉度过的，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1952年毛泽东南下武汉，游龟山、蛇山，登黄鹤楼。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这时已不能随便到群众中去了，因为处处都可见到他的肖像，老百姓都认得他。安全部门一再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妥协，最后带着口罩与群众一同游春。贺子珍有几个孩子。
一个小孩竟然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孩子惊喜地喊到：“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卫兵们在里面围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流动。到处都是人，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众人终于拥挤下山，来到江边，护送毛泽东登船。
登船后，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动地。罗瑞卿和杨奇清后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检查，说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 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只是说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后来很多人回忆，每到春节，毛泽东首先想到的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炊事员、警卫员、机要员、秘书、司机等。哪怕再忙，毛泽东都要亲自慰问，同他们握手，向他们拜年，而且总是说：“你们长年累月为我们服务，连春节也很少休息，你们辛苦了! ”接着一个个嘘寒问暖，家里情况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并请转达对他们家属的节日问候和祝贺。
1957年：颐年堂宴请与会者吃肉末挂面
除了外出和慰问，忙于开会也是毛泽东过春节的一大特色。据多年负责中南海总特灶膳食管理工作的张宝昌回忆，1957年大年初一早上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40余位党外人士参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过年，临时决定把各位请来开会，主要谈矛盾问题。可能大家还都没有吃早饭吧，这样，先吃碗肉末挂面，填饱肚子再开会。”颐年堂地方不大，摆40多把椅子已经显得很紧凑了，根本无法再加桌子，大家只能端着碗站着吃。这些被邀请到会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会用如此简便省事、饭菜合一的面条来招待他们。
惊奇之余，大家也感悟到：能在颐年堂与毛主席一起过年，同吃热乎乎的肉末挂面，是难得的幸事。众人边吃边议论开来，有的说这是“继续着的延安精神”，有的强调这表明了“细微之处见伟大”，还有的感言“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寿”，等等。这般轻松欢乐的气氛，与其说是来开会，不如说是在参加新年团拜。40多人的一顿早餐，用时仅10分钟就解决了，很契合毛泽东提倡的反铺张、反浪费原则。
其实，毛泽东经常晚上在颐年堂开中央常委会议，因为时间过久，常委们的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难免感觉饥饿。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总会对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说:该吃肉末面条了。厨房于是赶紧每人做一碗。首长们拿到面条很自然地坐在沙发上端着吃，吃得又快又香，之后或继续开会研究，或散会回家。
1962年：开国元首宴请末代皇帝溥仪
毛泽东春节宴请溥仪的故事广为流传，柯云在《开国元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一文对此曾有详细记录。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贺子珍有几个孩子。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打趣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合后仰。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还没有呢。”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因照常理右为上。毛泽东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像哟!”于是，又重新站过来让摄影师再拍了一张照片。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对于此次宴请，溥仪后来写道：“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两年后的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党外人士章士钊等人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
毛泽东接话说：“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感动至极，表示盛情可领，钱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经章士钊一再劝收，只好留下了。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载涛接到毛泽东赠送的修房款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下谢函。
连续十年大年初二向章士钊“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女儿。接着，毛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
原来，早在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毛泽东和章士钊一直没有中断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特意为章士钊帮助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的事情再次向其表示感谢。章士钊听了非常感动。谈判后期，毛泽东见到章士钊问他：“关于重庆谈判的事，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乃是虎穴之地，不可久留。毛泽东非常感谢章士钊对自己的关心。
这次，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章含之回到家里把这事说了一遍。章士钊听了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可是，他们父女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天之后，毛泽东派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对此，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章含之将父亲说的话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认真地向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1976年：最后一个没有亲人在身边的除夕夜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家家团圆之夜，毛泽东身边没有客人，更没有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
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颇为黯然神伤。“年夜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着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一代伟人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留给后人无尽感慨。毛泽东病危期间，由于江青的阻止，就连李敏等人也不能到中南海去看望父亲，直到最后时刻，华国锋才派人找到李敏。弥留之际，毛泽东已不能讲话，直流眼泪，还拉着李敏的手画一个圆圈。他是在怀念李敏的妈妈贺子珍，贺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圆。此情此境，人何以堪!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3期，封面故事：领袖们的春节 作者：刘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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