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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霞《父亲》《父亲》。
父亲
新凤霞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升平后杨家柴厂，是个典型的贫民家庭。父亲做小买卖，卖糖果、糖葫芦等，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比我母亲大十五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人养活，我从小就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
我父亲兄弟三个，还有一个守寡的大姑母，父亲排行第三。我的大伯父和二伯父都比我们家好过些。大伯父是中医，还兼算命，管人家的红白事，过年过节还给人家写对联，虽然挣钱不多，可是没有孩子负担，只有一个后老伴，也不吃闲饭，给人家缝缝洗洗，伺候月子人等，因此他家日子好过。二伯父精明能干，是京剧拉大弦的琴师，也会拉二胡、弹三弦等。二伯母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后来二伯父娶了同庆后班子的有名妓女，她自己开班子还买卖女孩子。
二伯父自从娶了这位能干的二娘，生活更好了，搬出我们的院子，一家单住。
二伯父出来进去穿绸裹缎的，比我们家强多了。二伯父家买来的大女儿叫杨金香，唱京剧刀马花旦，是个好演员。
我常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戏院子，也学着唱戏，也跟他们一道练功，有时也能演上个小孩子什么的角色。
我父亲是个耿直人，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我去唱戏都是偷偷地去。因为我从小常去二伯父家里，受了大姐影响，也想长大了唱戏，当个好演员。父亲非常忠厚善良，他从小学徒，学糖食手艺，能做各种糖食，如麻糖、糖粘子、糕点、糖葫芦、炒红果、山楂糕、海棠蜜饯等等。因为家里负担重，父亲便离开了资本家，自己做糖葫芦卖。
母亲常常流泪，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有肺病，又比母亲大十五岁。母亲常常为了生活太贫苦而难过，跟父亲吵嘴。我很小就懂事了，看见父亲挣钱这么困难，双看见母亲因为父亲挣钱少常和他吵嘴，我就对母亲说：“你别难过，我长大了挣钱养你。”
我从小就没有看见父亲坐下来休息过，永远是忙忙碌碌地紧张劳动，他常常咳嗽，再加上儿女多，生活贫苦，他吐血了。父亲吐了血还照样为这个穷家忙，天天出去做小买卖。
有一次，我父亲一大早就上市卖货。那天下了一整天大雪，父亲晚上回来在大门口不住地咳嗽。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赶快到门口去接父亲，看见父亲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却趴;下身去用手抓起，连血带雪又送回嘴里吃下去了。
他对我摆着手说：“没有事。”他认为这样就补上吐出的血了。他有病不吃药，硬顶着，说：“吃药太苦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不吃药不是怕苦，而是吃不起。一次，母亲得了月子病，我给母亲煎药，父亲在一边说：“这药是补身子的好药，好好地煎。”煎好药，母亲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父亲看见了，心疼地对我说：“可别倒掉哇!太可惜了!这可是好药呢。”他端起碗来自己喝下去了。
他说：“这可不能浪费掉了。”我看见心里难过，父亲有病合不得花钱买药，他不是怕药苦，要不，怎么把母亲剩下的半碗药吃下去了呢?但这不是治他的病的药，这是治妇科病的药哇!父亲老实忠厚没有文化，太无知了。他吃了这半碗药后，对他的吐血病当然没有好处。结果一天几次大便，小便也多，身子更虚弱了。父亲还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怕人家笑话他。我非常心疼父亲这个愚昧无知善良的穷苦人!我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长本事，挣钱养活父亲母亲!
可怜的父亲真是刻苦俭省，我至今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亲叫我帮她给父亲做一件半身长的对襟大棉袄。虽是旧里子旧面子，但给絮了一层新棉花，这件棉袄父亲去做买卖才肯穿，平时合不得穿上。一天下大雪才停，父亲就要出门，我母亲对他说：“风后暧，雪后寒，穿上棉袄去吧。”父亲开始不肯穿，被我母亲一再劝说才穿上了，可一转身又脱了，说：“去做买卖时再穿吧。”我母亲生气了：“看你这小气劲儿!”他这才又穿上。父亲这个可怜相儿招得我母亲常骂他。
我父亲去做买卖是到妓院卖糖葫芦，晚上去，要深夜十二点多才回来。我和母亲夜里给父亲等门，我们坐在炕上，小炕桌上点起煤油灯，一起做针线活儿，等着父亲回来。有时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先睡一会儿，我一个人等着。
这天我们正等着，听见外面呜呜地刮着西北风，母亲说：“听听这大风!亏得今天给你爸爸穿上了新棉袄，要不，多冷啊!”
往日我给父亲等门，他总是一进胡同就咳一声，我立刻就听出是父亲回来了，就赶快跑去开门。这天父亲连咳了几声，我担心父亲这么心急是做买卖受了什么气了。我赶快跑出去开门，见父亲双手抱着肩，冻得直哆嗦，早晨穿出去的新棉袄没有了，就穿着小破夹袄。怎么回事啊?父亲不容我说话，就径直跑进了屋子。进了屋子一言不发，坐在炕边上对着小煤球炉子烤火。母亲一眼看见父亲身上没穿棉袄，就急着问：“棉袄哪?”父亲已经暖和过来了，才慢慢地说：“给人了。”我母亲急了：“你给了谁呀?这么冷的天，冬不借棉衣，夏不借扇哪!”父亲说是给了五兄弟了，就是我父亲的把兄弟，我叫五叔。父亲说，跟五叔一道在妓院做买卖，五叔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被一个日本宪兵打骂侮辱。五叔气恨不过，冲上去打了抱不平，救了那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女孩子。那群宪兵就反咬一口说五叔偷了他们的钱，抓他进了宪兵队。
五步为人很好，常来我家，是个坚强的汉子。他三十几岁，非常豪爽，直性子，常说：“人要有点骨气，宁折不能弯哪!”父亲说：“这次五叔打抱不平被宪兵队抓走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夹袄。他是去坐牢哇!十冬腊月，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啊!要受刑啊!”又对我说：“为人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我父亲一个字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会讲《三国》、《列国》、《隋唐》;讲侠客、义士，都是从听书看戏中学来的。
父亲把新棉袄给了人，母亲本来很生气;听父亲说完这些，母亲叹了一口气，也不作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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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彦《父亲》
父亲
“父亲已经上了六十岁了，还想做一点事业，积一点钱，给我造起屋子来。”
一个朋友从北方来，告诉了我这样的话。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正是和他的父亲完全一样的。
我的父亲曾经为我苦了一生，把我养大，送我进学校，为我造了屋子，买了几亩田地。六十岁那一年，还到汉口去做生意，怕人家嫌他年老，只说五十几岁。大家都劝他不要再出门，他偏背着包裹走了。
“让我再帮儿子几年”!他只是这样说。
后来屋子被火烧掉了，他还想再做生意，把屋子重造起来。我安慰他说，三年以后我自己就可积起钱造屋了，还是等一等吧。他答应了。他给我留下了许多造屋的材料，告诉我这样可以做什么那样可以做什么。他死的以前不久，还对我说：
“早一点造起来吧，我可以给你监工。”
但是他终于没有看见屋子重造起来就死了。他弥留的时候对我说，一切都满足了。但是我知道他倘能再活几年，我把屋子造起来，是他所最心愿的。我听到他弥留时的呻吟和叹息，我相信那不是病的痛苦的呻吟和叹息。我知道他还想再活几年，帮我造起屋子来。
现在我自己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我爱孩子，但我没有前一辈父亲的想法，帮孩子一直帮到老，帮到死还不足。我赞美前一辈父亲的美德，而自己却不能跟着他们的步伐走去。
我觉得我的孩子累我，使我受到极大的束缚。我没有对他们的永久的计划，甚至连最短促的也没有。
“倘使有人要，我愿意把他们送给人家!”我常常这样说，当我厌烦孩子的时候。
唉，和前一辈做父亲的一比，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生命力薄弱得可怜，我们二三十岁的人比不上六七十岁的前辈，他们虽然老的老死的死了，但是他们才是真正的活着到现在到将来。
而我们呢，虽然活着，却是早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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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容《父亲》
父亲
陈敬容
太冷啊，冬之夜。
火盆里底火正熊熊地燃着，照红了围坐着的母亲，弟弟，和我底脸。我不住地把两手在火上晃来晃去，偶尔偷偷地望一望坐在桌前喝酒的父亲：他底脸，现在虽因几分酒意而带着点红色，不像往日那样冰冷地板着了，但我仍不敢多看，赶快又把眼光收回来，落在双手与炉火上了。
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在这样的寒夜里显得多么寂寥呵。大家都沉默着;
母亲有时和父亲作一两句简单的问答，随后又复默然。厅堂里和楼板上，时有成群的老鼠跑来跑去，弄出很大的响声，惹得小猫咪呜咪呜地叫了：多难受呵，让人这样闷着!看一看弟弟，他也正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底脸;母亲呢，低了头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有她嘴唇动了一下，似乎要说话的，又咽下去了。
“什么呢，妈妈?”
“没有什么。”
无聊，来一个呵欠吧。但这个呵欠立刻传染了母亲，她接着也呵欠起来，疲乏地眨着眼睛。
“怎么，还早着呢。你们就瞌睡起来了?”
想是父亲听见我们呵欠，以为我们想藉故走开，因而发怒了吧?我们都胆怯地望着他，奇怪了，这回他脸上并无一点怒色，大家放了一半心。一是还早呢。
母亲有意无意地回答说。父亲看看我们，怪没意思摇摇头，使劲喝了一口酒;对着半朵摇摇欲坠的灯花，呆呆地不作一声。从那棕黑而带着倔强性的脸子上，不可掩饰地透露出十几年来奔走于军中的风尘。一个疑问不经意地飘进我底脑中：父亲怎么就显得有点老了呢，不是还不到四十岁吗?
但我马上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我常常听人说，许就是父亲自已说的吧，说冬夜里一家老幼围炉坐谈，是一件最快乐不过的事。这时，不知有哆少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正笑咪咪地坐在炉火之旁，听他们底父母讲—美丽的故事呢;一炉红红的炭火上煎着新茶，噜噜的沸水声伴着他们一串欢乐的笑，滚到炉火里，炉火是燃得更红了。
是吗，我不也正同着我底家人围坐在炉火边吗?
父亲要不在家，我们这时候也许正同母亲围炉笑谈，母亲谈着她底回忆中的童年，谈着一些好孩子的故事;有时也谈到我们底父亲，虽然我们并不要听。
也许母亲正躺在床上把小妹妹拍人甜蜜的小梦里去，弟弟正弄着劳作，或调配从《小朋友》杂志上看来的演魔术的药料，我则读着小说，或是手里捏了一管铅笔在练习绘画。冬之夜，永远是那样静静的，可是从未使我们有过寂寞感，父亲不在家，时光总是这样轻易地流了去，这中间，我们也用心念书，也好好游玩，在母亲底爱抚之下，如像深山的草木在阳光里，悄悄地，日继一日地成长。
母亲忽然呛呛地咳嗽起来，双手按着胸口，满脸胀得绯红。我连忙替她捶着背，弟弟走去舀了一杯热茶给她。怎么好呢，母亲身体近来越变越坏了，特别是几个月来父亲在家，事情多，她操劳过度，本来就不很强健的身体当然更容易遭病了。
我们常常怕母亲生病，但母亲偏常常病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病了我们可以陪她谈心，安慰她，有时我们底无知的话语不禁使她发笑。但是父亲在家了，每当我们日暮里放学归来，屋子里窗户紧紧闭着，窗纸上透着一层薄弱的黄昏的光，母亲床上的帐子沉沉地垂着，或是挂起一幅来，现出那用一只手支在枕上的惨淡的病脸;离床不多远，在一把大靠椅上坐着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人，那便是我们底父亲，口中正含着一只叶烟，两腿不停地左右摇动着，看见这种情形，我们只好慢吞吞地挨到母亲床边，问了一声好些没有，便把书包挂上，悄悄地畏缩缩地坐在一边，虽然心里有很多话想同母亲说，但一看到那张阴沉沉的脸，似乎正等着我们说错了或做错了一点什么，便好沉着声音来一个“妈的，”或竟致伸出那只有断掌的手;因此我们连坐着也不安起来，加以那闷气的房间，那窗上的薄薄的光……
而现在是放寒假的日子呢，要是母亲病倒在床上，叫我们怎样去消磨那从天亮以后的长长的时间呵。我一直望着她，希望看出她是健康的，是不会害病的;但是天呵，她那瘦瘦的脸，那陷进去的两个眼眶!我害怕而又不胜悲哀地俯下头去，用铁钳夹了一块炭放在火盆里。
父亲早喝过了酒，这时也走到炉边来，恰好坐在我和兹的中间。我们都不期然而然地向母亲身边挨拢一点。
“冰凡!”
教训来了，我想。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
原来是这句话，刚才还听见他问过母亲的，现在怎么又问起我来呢?真奇怪!莫不是叫我下期别上学吧?我又疑惧着，因为我常常有这种危险的呵。不过一面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了他。
“那么到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家了呢。”
这话引不起我们一点兴趣，谁都不愿作声，于是散失到被炉火照红的空气中去了。一向除了骂人而外从不肯和我们多说话的父亲，今晚特别不同，好像一点寂寞都耐不住似的，又问弟弟：
“式行，你不是喜欢科学家的故事吗?我这回一定给你买一本《科学伟人传》回来，好不好?”
弟弟举起惊喜的眼睛向他望一望，回答了一个“好”字，就又低头默着了。
父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也默不作声。炉火照见他紧锁双眉，眼望着一块块烧红的炭。
早就睡着了的小妹妹忽然在隔壁哭起来，母亲连忙站起，离开了这间温暖的屋子。当她跨过门限时，我想起几年间一个黄昏，为了点什么小事，父亲抓着她底胳膊，向门限那边一抛，把她抛得直挺挺地脸朝下面躺在地上，父亲还在这屋里骂着，摔着东西。我也记得，从那以后，健康的母亲就渐渐多病起来。
看着母亲一走，我和弟弟互相望了一眼，只想趁势也走开去，但刚要站起时又止住了，经验告诉我们，这样走了会被叫转来而且大骂一顿的，不如趁早别动吧。但是父亲却说了：
“过去帮帮你妈妈吧，我看你们也要睡觉了。”
于是我们立刻离开了火炉，离开了四面温暖的空气。跨过门限时我听到一声更长，更沉重的叹息。
母亲正轻轻地唱着，拍着小妹妹哄她睡觉，桌上一盏灯一闪一闪地抖动着;
我们一过来，便都很快地走到母亲跟前。
“今晚爸爸很想同你们说话的呵。”
母亲低低地对我们说，声音里带点唏嘘，我没有回答。
“可是说什么呀!”
弟弟抢着回答，一面用两手揉着眼皮。
这晚，当人们把一切喧哗都带到梦里去了，我悄悄地坐在灯下读一本什么小说(那是当父亲上街去了，我把零用钱托弟弟替我买的)，隔壁有沉重的穿着布底鞋的脚步声在地板上拖来拖去，时而又停了下来，接着听得一声叹息。
窗外淅沥地下着阴寒的小雨，夜之森严充塞着这所古老而宽大的屋子。
1935年9月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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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父亲》
父亲
冯亦代
坐在逆行的车座上，在我的感觉里，即使列车在向前行进，也似乎并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车过了长江大桥，过了南京，进了山洞。车里突然暗了下来，尽管有微弱的灯光，但一霎时又是满车阳光了。
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
父亲故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关了，但他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却经常跟着我在各处跑。1949年5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在上海一处八层的高楼上看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我高兴得流了眼泪;但我那时想的则是“如果父亲还活着……”，须知那时他死了还不到半载!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已经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了。不过每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总要问我新华社广播了什么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战讯告诉他，他那张已经十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又低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江，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但愿……，于是他凄然一笑，便躺下身来，挥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着泪离开了病室。
他每天都对我说，“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在1949年1月8日凌晨，离透视发现他是肺癌，不过三天就去世的。临死前他神志还很清楚，嘴唇嚅动着，可是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说了些什么吗?还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的话吗?
母亲生我那一年，父亲整三十岁，母亲产后一个月，便因产褥热不治故世了。父亲很伤心，不愿再在杭州老家里生活下去。他是留学日本学铁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张铁路工作。以后又去江西修南浔铁路，到北京交通部当京官，然后又到粤汉铁路。总之，他很少回家，只有1926年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时，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后患了咯血，差一点死去。病好后就到津浦铁路改行当审计人员了，因此我对他很陌生。
他在杭州的一年暑假里，一查我的功课，什么都过得去，就是代数刚刚及格，因此在暑假里规定由他自己给我补习。父亲是工程师，靠计算吃饭;母亲在日本学师范，回国当了数学教师，也整天与数学打交道。要是根据血统论，则我一定可以成个数学家，可叹的是我有各式各样的爱好，脑细胞里唯独缺少数学的因子;宁愿热得满身大汗和表兄表姊们玩“官打捉贼”，也不愿坐下来解一个方程式。父亲气伤了心，但也无可奈何。后来他病了，暑假也过完了。一直到考大学时，我就吃了数学不及格的亏，进不了我日夜想念的清华大学，然而懊悔已经太晚了。
这一次是我一生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最长的日子，以后他尽可能一年回杭州一次，总说来休假，事实上则是请了假来看我这个不肖子的。等我到了上海读大学，他那时已经在南京津浦铁路做事，根本连杭州也不去了。
我和父亲虽然见面不多，但他的爱子之心则是很强烈而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有件事是最好的证明。我快九岁时，忽然家里人说父亲娶了位继母，马上要在暑假里回杭州来了。果然我放暑假没几天，父亲带了继母回来了，住了一个多星期，父亲又回九江去，而继母便在家里留了下来。我的一位表姊告诉我说父亲曾经决心不再结婚，但是现在祖母死了，没人照顾我，所以改变决心续了弦。回想那些日子我是多么高兴，父亲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继母!我祖父母喜欢孩子，我的表兄表姊共有八个，他们都住在我家里，另外还有一个堂姊和一个堂弟，他们都有母亲，唯独我没有。听他们妈妈、妈妈叫得欢，不免心里艳羡。姑母们害怕我不好受，谁都要我叫她“干娘”(杭州人对姑烁、姨母的爱称)，那也不过是嘴上热闹而已。祖母疼我这个独根苗，但她去世得早，由两个表姊带管着我。她们也大不了我多少，恋爱、结婚够她们伤脑筋的。所以父亲在续弦时，事前就说明有个儿子，需要她抚养成人。
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虽属名门，式微已久，知书而不识理。每天不打麻雀牌时，便手捧《红楼梦》;还以为一朝嫁人，夫婿须要赡奔她的全家，可是又死爱面子，不说她要钱接济娘家，反而造出种种理由，说我要衣服鞋袜，还因为我自幼身体孱弱，每日需吃营养品。拿这些理由，一封封信给父亲要钱。父亲起初是有求必应，但后来起了疑心，因为衣服鞋袜和牛奶鸡蛋究竟所费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里。
到今天，我依稀还能记得那一个对于他十分难过的下午。我正在布满暮色的后轩(那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就在大厅背后)里做作业。大门响了，不一会我忽然看见父亲走了进来。他一边拉住我的手，一边端详着我，接着他就走上楼去。继母不在家，出去打牌了。我听见楼上有移动箱箧的声音。过了一会，父亲在叫唤我，我便跑上去。
只见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箱盖打开着，一旁堆着我的衣物;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几件夹衣衫、几件长褂、几套短衫裤，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父亲阴沉着脸问我，这是你平时穿的?我不敢直接答覆，只道妈说过年时再给我做新的。
以后的事，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就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弄明白过。只是几个月后，父亲又来了一次杭州，接着继母便回江西去了。表姊们告诉我说父亲和继母离婚了。这消息并没有使我吃惊，相反倒有些释然之感。
我自幼丧母，虽然祖母视我如瑰宝，但终究不是母亲。任何孩子，即使他挨了母亲的打，也比我这个没有母亲打的人日子好过，何况祖母也早已去世了。
继母来了，我满心以为我可以得到一个爱我疼我的人，我可以随便对之撒娇撒野的人。可是这个梦，还没有等送她来家的父亲离去，就完全破灭了。继母的理由是我已经是个大孩子，应当立规矩，不该再“纵容”我。因此在她看来，我一身无一是处。从此我和她之间，隔了一重厚壁。这重厚壁，便是她经常虎起的面孔。她给我立的什么规矩，别的不说，只说晚上非等她麻雀牌打完，才让我跟着她上楼睡觉，因为她怕我从床上滚下来。我就在牌声和赌徒的喧嚣中，做我的数学习题，背诵我的课文。我一生从来没有赌过，麻雀牌的技巧我一窍不通;而且深恶痛绝，也许和我当时的处境，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怕继母，尽管她没有打过我一下(她不敢，如果没有家里的其它人，我想她早就不会饶过我的)，可是少不了责骂。我有差错是责骂，我没有差错也是责骂。甚至她在牌桌上输了钱，也要对我唠叨一番，说是我搅了她的手运。
父亲并没有向我提他离婚的事，只是他自己照顾了我几天之后，便把我托给我母亲生前的寄姊家里去生活了。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过寒假，他才和我提起这件事。他一个人住在南京胪政牌楼大同公寓，过着老鳏夫的孤寂生涯。早上天不亮起来，匆匆摆渡过江到浦口津浦路局上班。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和朋友们去听听戏，吃吃小馆子，有时候便一个人在寓室里，闷头在昏暗的电灯底下看书。他喜爱文学，有时也喜欢诌几句诗，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塞满了他的那间斗室。
有一天黄昏，他带了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两个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
“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栅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
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其实，要父亲再结婚有个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的，请三舅四舅提出来的。
父亲是个木讷而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尽管他的脑筋非常灵敏，有时他可以从你的神态与语言中探知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要我这个疏鲁的人透过他那副眼镜片去摸索他的灵魂，真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即使他一辈子没有对我一次疾言厉色，而且我还都从他平时若有所思的对我注视，看到他对我不用言语的爱抚，我还是有点害怕他的。也许这只是由于小时候表兄姊们常常用“小胡子(指我的父亲)来了”吓唬我有关。说来说去，这种陌生感是因为我从小没有长期和他在一起造成的。
我说，“这话是我向四舅提起的，我不知道大学毕业后会有怎样的生活，你这样一个人过日子，我觉得难受……”他听我声音变了，便说：“以后再谈吧……”
我说，“既然开始了，就谈下去吧。”于是他讲了许多不再结婚的理由，我讲了许多他必须再结婚的理由，谈到隔邻人家鸡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事情也就这样搁下了。抗战军兴，国民党蒋介石弃南京不守而奔武汉。父亲工作的津浦路已完全沦人敌手，就此把员工全部解散，我父亲也因肺病复发，展转回到上海。他到沪时，我已决定去香港，便租了间房子把他安顿好，自己则上了旅途。
父亲在上海租界里过起文字生涯来了。他不时为一些抗日的报刊写些掌故一类的文章。以后他在一个朋友开的小银行里找了个工作，日子也还凑合。太平洋事变后，他工作的银行关了门，我在重庆很久后才知道，幸而我不时托人带些钱接济他，生活得以渡过。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每天给孩子们补课。那时我多么想找到几间房子和他住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劫收的房屋我没有资格去消受，而出钱顶房子，又一无黄金二无美钞。我实在愧见我的老父，因为我自己一家四口还是临时住在岳父家的。父亲似乎早已见到我的苦衷，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他不动声色地写信给我杭州的一个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当然欢迎，等我知道，他们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亲送到杭州去。
父亲说了许多理由。说年老了，苦于上海的烦嚣，所以要到杭卅I去住，可以清静些，在西湖边徜徉终日，也对他的肺疾有所帮助。他越是谈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负疚心情。我没有一处自己的家，我拿什么理由来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还是回到上海来了。我岳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团聚，而终日怏怏不乐，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给我父亲住。但他在这儿也不过住了一冬，之后便因肺疾复发而进了医院。不过，虽然仅仅是一冬，由于朝夕相处，我何父子之间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当时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父亲的思想，照他的年纪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作为一个旧民主革命时期老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他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国民党，但是在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剜眼，割舌，凌迟而死的)后，他从此便看不起蒋介石，他那时因为懂日文临时调到蔡公时那儿当随员，负责交涉济南青岛铁路通行的工作。济南惨案发生，他仓卒撤退回来，看见蒋介石那种无耻投降的行径，他上书力争，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他写了多少字的意见，退回来时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他悲愤之余，便辞职不干。一直到全面抗战，胶济铁路的权益，也没有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
抗战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怀着满腔爱国之忱，欢迎国民党归来，但他们所得的只是又一次洗劫，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并不下于日帝。我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到一九四八年时，他已经完全寄厚望于解放大军了。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是“胜利”的消息，从前线逃跑日“转进”，失掉城市则日：“战略撤退”如此等等。父亲每每看到这些大标题，便冷冷地说，“又吹牛了，也不怕脸红。”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胜利和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兴，对共产党的指望也就更强烈。他在病榻前曾经说过，“我从年轻时就希望有个强大的中国，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主自由的中国，同盟会给我失望，国民党也给我失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陆解放前夕，拒绝跟国民党到台湾或远离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为遗憾的则是父亲既没有亲见上海的解放，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如果他还在世上，他一定会欢欣鼓舞的。他那种对党和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心向往之，纯粹是他把推翻帝制后逐个时期加以比较辨析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诚挚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时不过六十几岁，照现在的说法，他还不算太年老啊!
如果他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对我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好。而现在我已经超过父亲的寿命，我当然还要干，而且还要对我的儿孙辈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更好。
想起父亲，我没有悲哀，只有负疚和歉然之感。我总在心头说，要是我能使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晚年过得稍稍顺畅些，早有个落脚的窝，他一定不会那么早死去，而看不到光辉的今天的。这真是吴天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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