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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越读越厚是谁说的:越读越厚的老书散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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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很多书之后,读的书开始越来越少,对书也越来越挑,读的书也越来越“老”――一方面是书的内容老,另一方面是写书的人老。这是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依个人的口味来说,我比较喜欢看老书、旧书、闲书,在这其中又最喜欢看口述类的书,访谈类的书次之。

  但不管是“述”,还是“谈”,这些书的一个共同点是都用口语进行,随意、简洁、干净,不像理论书那样云遮雾罩,讲来讲去总像隔了那么一层;除此之外,口述类的书吸引我的另一个地方,则是它不设防、不做硬性规定,讲到哪算哪,双方自然而然,看似漫不经心、不成体系,却最容易说出点睛之语,有一种即兴和从容的智慧,读来又有原汁原味的在场感,令人久久回味。

  回忆起西南联大,何兆武先生说:“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据《上学记》记载,在西南联大时,没有别的消遣和娱乐,条件也不好,大家只有去茶馆喝茶、聊天,有时也看电影,“都是好莱坞原版的,有的打字幕,有的不打字幕,没有配音”。至于读书,也没有一个目标,什么书都翻一翻,“完全是兴之所至,没有功利的想法”。此外,学生还可以逃课、凑学分和在窗外旁听,而老师讲课更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随便讲,老师的讲解与课本针锋相对也是常见的事情,说来真是匪夷所思。那时时局动荡,国家和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四顾山河,一片狼藉。但不可否认,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过一段思想文化和学术的盛放,出现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和世界级的成果――西南联大不仅有一批大师级的教授,还有一批大师级的学生。

  西南联大作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回顾、展览、回忆、怀念、纪念年年不断,但形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如今,在西南联大求学的那些老先生们大多已去世了,零星在世的也大都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是奇迹的亲力亲为者,对此问题最有资格发言。邹承鲁先生说,原因在于自由;何兆武先生补充说,是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自由确实是个大因素,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和大的时代背景有关系。物质和精神不是共生的,或许只有在贫穷困苦、战火纷飞、辗转飘零的时代,人们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创造,去排遣寂寞和无聊,去寻找其中的奥义,以有所寄托。而在物质极大丰富、歌舞升平、安土重迁的年代,现实的安定、优裕和自足首先就限制了人的思维和兴趣自由蔓延的触角,每个人又怎么能“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呢?

  对此,杜甫说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看来,憎命达的不仅是文章,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甚至科学等,凡是能融入一个人才情和创造力的领域,大概莫不如此,都憎命达,更憎时代的达。升平年代的人,萎缩了,枯灭了,开不出时代的花朵,或许唯有在离乱和艰苦的岁月里,一代人才能发挥出一代人的极致来――像恶人般处心积虑、丧心病狂地将天赋、才情、欲望、恶习都尽情地发挥殆尽,然后在时代的天幕上,星星点点地出现一个又一个天才。

  最近重读的另一本口述类的老书是《周有光百岁口述》,由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李怀宇是文化采访的名记者,早几年文化访谈搞得风生水起,出过一本广有影响的《访问历史》,对当今30位文化大家进行了访谈,周有光也在其中,那篇访谈名字叫《百年风云笑谈中》。

  史学大家余英时因为与周有光有过一面之缘,又与周夫人张允和有过文字因缘,所以为《周有光百岁口述》欣然“敬序”。余英时说,周有光先生“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民主’和‘科学’,但他是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深层原因是:“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生涯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独立思考’。”

  这话虽然说得婉转,但却也不乏深刻,点出了20世纪一个泱泱大国在对待“传统”和“现代化”上的不足及其深层次的教育问题。就周有光先生来说,1906年他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乡绅世家,小时候虽没读过私塾,却有祖母教唐诗,父亲是中学教员,他得以在一个既有古典传统又不乏新式教育的背景中受教,而后大学读的是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实施的都是西方的“自由博雅”教育,“博雅教育”最开始由古希腊人倡导,意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自由博雅”教育所成就的,并不是没有灵魂的专家、专业人员,而是有文化的人。

  周有光就读的另一所大学是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是在1933年和张允和结婚后去读的,在那里主要是学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和生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有光又进行了一段自修。他有机会到美国信托银行工作,十分欣赏美国“资本主义的管理学”,并欣喜于美国图书馆的阅读条件,业余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研究经济学,自修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科目。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想中国当时最缺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周有光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己任的。

  而他后来从事语言文字,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安排,另一方面则是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专业虽然变了,但“现代化”的原动力却一以贯之。虽然从旧时代、旧家庭里走出来,但周有光却能吸纳当时最现代的思想。譬如他推崇欧美的“自由博雅”教育,赞成语言拉丁化运动,欣赏美国的强盛和发展,喜欢旅游观光并身体力行。他说,“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因为能开阔眼界。假如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我到过许多国家。旅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也注重观察当地的经济特点,我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就想知道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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