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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十年戎马苦战，宋太祖赵匡胤终于统一了中原以及整个南方，实现了闩晚唐以来二白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带众臣出都城开封，西游洛阳，并突然提出了迁都洛阳之事。此事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满心不悦的宋太，祖也犯了倔脾气，索性在洛阳一住两个月，拒绝返回开封，甚至提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最后，由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劝解，太祖虽然还是心有不甘，但总算起驾回京了。这就是宋初的所谓“迁都之议”。
赵匡胤提出迁都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他的这一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是整个国家的重大遗憾。如果当时将国都迁至洛阳，或许两宋绵延三百年受网于北方边患并两次亡于外族的悲剧命运就可以避免。
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仅从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部，当然会有其他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代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小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
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白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敝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事实上。长安自唐之后、洛阳自后晋石敬瑭迂都开封之后，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是，宋太租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別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部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踞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变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电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宋太祖清醒地认识到，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
因此，在最终作出妥协时，宋太祖忍不住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此语在百年以后验证。空前庞大的军队消耗着大宋十分之九的财力，仍无力阻挡外敌的人侵。开封终于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被金军攻陷，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