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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学中的劝学观念，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古代医者对“学”的重视，往往与“道”密切相关，主张在学习医学原理的同时，践行道德政治理念。师者劝勉学医者的一个重点就是学习方法，包括博观约取、讽诵记忆、学以致用等。古代医学中的劝学思想，是基于传统文化背景的一处独特景观，其成因可从儒家传统的皴染、医学经典文本的传授策略等寻找启示。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古代中国的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性因素实证分析
“劝学”一词，古已有之。《四库全书总目》评介荀子的着作云：“况之着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1]。”从词的构成方式来说，“劝学”是合成词，“劝”指劝说，勉励，“学”指学习，合在一起，表示劝勉他人学习之意。中国古代医学劝勉学医者重视学问，往往目标是指向“医道”，在行医活动中践行士人的道德修养、政治理想。
1、中国古代医学劝学的现象及特点。
中国古代医学中的劝学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黄帝内经》认识到人的生命至关重要，“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与此关涉的医学知识与技术应当慎重，因而告诫学医者“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习医和医道密不可分，只有具备天文地理人事等领域的广博知识，才能阐明医学原理，长久传播医学思想。
与医道相关，古代医学中关于劝学思想的论述不断丰富。汉代张仲景回顾《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过程，在该书序言中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八字总括，主张医者应当在不断地在学习中领会医学的精义，提高医疗技术。魏晋隋唐时期，以孙思邈为代表，“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等篇目围绕着“大医”的品格塑造，对“医以载道”的理解也就规定了学医者全面的学习范围。宋金元时期医学大家辈出，劝勉学医者重视学问成为了医家的普遍共识，并发展成为学医的题中之义。王珪云：博览群书，深明本草，皆医之事，非医之道”，如果说宋金元之前的熟谙文化知识是通向形而上“医之道”的必由之路，此处则已经下降到“医之事”的位置，只不过是行医的必要条件。
古代医学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学习是指向学医者的行医能力，还是指向传播医道，看似分离对立，实则统一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教传统。“文以载道”诗文承载了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涵养和政治理想，古代医家中流传着“原诊以知政”的观点，以政治担当加身于医家诊治。这就不难理解，明清医家推崇“医道”以儒家思想中的为学目标和为学路线比附，在初学医者的知识结构中即已成为背景的知识。李极的《医学入门》在清代至少重刻13次，是入门医学书的模板。在“习医规格”中，李氏将儒家典籍作为必修课“每早对《先天图》静坐，玩读《孝经》《论语》《国小》；大有资力者，次及全部《四书》《易》及《书经》《洪范》《无逸》《尧典》。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及其行持，尤不可无定规，每五鼓清心静坐，及早起仍玩儒书一二，以雪心源。”“四书”“五经”等原本是传统儒家学子的学习考试内容成为了学医者的“正法”。在此，习医活动关联两端，既是掌握医学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内在要求，又是实践至高至深“道”的外在形式。
2、中国古代医学劝学的学习方法。
“怎样学”是医家规劝学医者的主要方面，直接影响了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劝者和被劝者都至关重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劝学的重点。有关学习方法的论述，比比皆是，这里择其要者加以说明。
（1）博观约取孔子论学，认为君子以一物不知为耻，朱熹更是倡导“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重视广博知识的学习一直是儒家劝学的主要内容。古代医家亦十分重视学医者的知识积累，提倡学习医学知识之外，还应广博地学习儒家经典以至于经史子集群书等。孙思邈所塑造的“大医”学问品格，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博极医源”精通医学知识，“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同时，精熟经史子集各学科知识，孙氏强调渊博的各科学识的重要性，“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博览群书之风延续到清代医者。名医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自叙学医经历中说“余少时颇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虽无生死骨肉之方，实有寻本溯源之学。九折臂而成医，至今尤信[”可见徐氏领悟医学之理，由博览方书开始。徐氏朝夕披览，自《内经》以下至元明医着万余卷，广为博采，几至废寝忘食。“寻本溯源”，实又表明徐氏学习医籍的另一个重要方法一约取。理清了纷繁复杂医学知识的体要，溯源医籍，择取《内经》等经典的医学知识习读，可以说是抓住了古代医学理论的要领，徐氏终于通晓医理，自学而为一代名医。
（2）讽咏吟诵印刷出版尚不发达之时，医学经典并不容易获取，主要是师徒之间辗转相传。《灵枢·禁服》描述雷公经由“割臂歃血”等庄重的仪式得到黄帝传授的医书，叙及学习九针的经历云“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然尚讽诵弗置，未尽解于意矣[”据此而论，医学典籍经师者传授给学医者之后，“讽诵”在习医过程中至关重要。“讽”是背诵，“诵”是以音韵朗读之意。即使穿竹简的编绳因多次翻阅而折断，竹子也历久蒙垢，雷公仍“尚讽诵弗置”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阅读和背诵。
医学文体是医学思想得以表达的载体，按照《文心雕龙》等传统文体学采取的“文”“笔”之分，主要有散文、韵文两大类。张灿呷教授《医文并茂话中医》一文中就古代医学文体对医学思想的阐释作用作专门研究，发现一些医学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实际是散、韵相兼的。《黄帝内经》全文采用黄帝与岐伯等众人的对话形式写成，深奥的医理在说理散文的层层设譬中展开时，而韵文格式工整，讲究协律，则读之琅琅上口，便于学医者诵读、记忆。郭英德从学生的学法分析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视诵读玩味，感知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主要方法”怡与中国古代医家推崇以诵读的方式学习医学经典的观点有高度相似之处。学医之人熟读医学典籍成诵，在诵读过程中体悟理论旨趣，进而记忆于心，完成医学的学习。
（3）学以致用深受传统文化人文学科的长期浸染，古代医学自然抹上偏重医学理论的色彩，而医学的内在学科属性则追求实际诊疗效果，形成了古代医者注重学以致用，将医学理论运用于临床诊断的学习方法。清代程国彭医术精湛，跟随其学医之人接踵而至，曰益增多。其所作《医学心悟》，清代至少刊刻26次，是为颇有影响的医家。程氏门人在该书序言中谈到了程氏的施教方式。“朝而诵读，昼而见症，夜而辨析，如是者有年，殆稍稍有得焉”程氏要求他的学生早晨朗读医学文献，日间协助医疗诊断，晚上参与白天所遇到的疑难杂症的探讨。梁其姿认为程氏教学的原则“依然是遵守元明的医学传统，他的方式反映了清代医者渐趋专业化，体现在他对实践或临床方面的重视。”
在临床诊疗中才能领悟师者的诊断思路、辨证思想等，完成基本医学原理到实际应用的过渡。且临床治疗的现实语境中，诊疗经验积累的重要性常常高于医经原理，成为了当时医者劝勉医学知识学习的技术诉求。
3、中国古代医学劝学传统的成因。
（1）儒家“劝学”传统的皴染诸子各家的文献，如《老子》《墨子》《管子》《大戴礼记？劝学》《小戴礼记？学记》《孔子集语？劝学》《吕氏春秋？劝学》等，都可见劝学的观点。其中，儒家着作鲜明而集中地表达了劝学的思想主张，对“学”本身的重视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医学学术传统的建立。《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两相比较，“不思”的结果只是迷惑，而“不学”则会产生“殆”的危险后果。及至荀子《劝学》一文全面地讨论了“学”的主题，从学习的目次、宗旨和方向等层次进行了分析。
“劝学”传统的成型，朱熹是承转的关键人物。历来学者都认为，朱熹的思想走的是一条从为学的功夫入手建立理学体系的路子。按照宋儒确立的观念系统心一性一理的逻辑结构，凸显人自我本真的心性，“格物”是必经之路。朱熹谓“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常常在平时的教学中反复强调读书与探索各种新知。朱熹一直追求知识学习的“道问学”取向，与先秦儒家强调“学”的倾向一脉相承。此外，朱熹云“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自然地将学习知识与提升思想打通，由“道问学”进入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活动。这就不难理解，张之洞作《劝学篇》劝勉各位“先中学，后西学”，成为经世致用之才这一治学设想后的思想背景。
（2）医学经典文本传授的策略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卷帙浩繁，作为医学者必读之书，却也不过数种。李建民认为，“中国医学是以文本为核心的正典医学”，“而且所有重要典籍皆形成于公元3世纪以前，如《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这种强调读经典医书以习医的风气，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排除了大量非经典的医学典籍，保留了几种精要的经典，后世的医学着作也是在依托医经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的正当性；二是忽视针灸等不太注重医学文本的临床治疗经验。元代医家滑寿曾痛惜医学传统对针灸的轻视“厥后方药之说肆行，针道遂寝不讲，灸法亦仅而获存。针道微而经络为之不明”这样，《内经》等医学经典规定的古代医学核心范畴，如气、阴阳、五行等，在医家、师者的劝勉中，薪火相传，确立了古代医学知识系统的地位与权威。
作为方技之学的医学知识进行理论整合与提升，建立医学学术谱系成为必然的举措。因而古代医学在发展进程中，以“经”加之于医书，出现了“四大经典”“八大经典”之名的医学经典系列。加贺荣治在《中国古典解释史》中曾谈到“经书标准性内容，对于人类精神所支配的种种生活来说，无论在内在的道德教化层面还是在外在的实际应用层面，都是广泛普遍的依据？。”由此可见“经”类的典籍在古代中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上文提到，《黄帝内经》重视“学”，归于医家期望借医籍“可以长久，以教众庶”，长久传播医学思想的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劝学”成为了《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文本传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