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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最近总在做节目，我觉得自己很多次地在镜头前面努力地睁大眼睛。我原本以为会出现一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全部在播放我脸部特写的盛况――结果没有，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自己，好不容易有一个节目要播了，我全部的亲戚朋友都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着看，却只看到了别人，其凄惨之状完全是我原先想象的盛况的反面。能够使我开心的是，我因为做这几次节目，认识了许多以前没认识过的人，或者说是见识了许多以前只听过名字的人。
我见到了春树，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参加某个评选活动，我完全不敢和她说话。她看着活动的宣传稿，她的简介上写着“少女作家”，笑着说：“为什么我的简介上写的是少女作家呀？哦，蒋方舟也是少女作家。”我在人际交往方面一切的薄弱都凸现出来。我试图说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只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觉好像对我们俩共同拥有的称号深表遗憾。
我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同一个饭桌上还有两个少年儿童问题专家，我什么也不敢说，生怕被儿童专家抓到了值得研究的把柄，所以也没有和春树说话。
我再一次见到春树是在不久之后，那回有一大群八十年代出生写东西的人聚集在一起。二十来个年轻人挤在一个屋里，六张床坐了几溜人。我们也没谈什么理想，没谈什么未来，就是谈现在，基本上是以嘲笑美女作家，还有那些比我们红的少年作家为核心话题。春树是我们当中最红的一个，但她是讲述奇闻丑事最多的人，经常是春树讲一个事情，我们一起大声谈笑，然后服务员姐姐就过来敲我们的门，让我们小点声，不要吵着隔壁人休息。
那次见面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春树在后来的时间里一直在看书。她看到我拿着的一本书，觉得还蛮好看的，就一直看它，那本书一部分是关于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加缪的。后来，在春树的一次采访中，她提到了加缪，我有点儿觉得那是我的功劳。
我还见到了余秋雨。我要和余秋雨一起参加节目，做节目之前，在化妆室里，我怀着殷切的心情热切地企盼着余秋雨的到来。后来，化妆间里进来一个不是很高的中年人，身边跟了三个人――编辑助理和朋友，我假装矜持地看书，眼睛不停地瞄着他，看化妆师在他脸上扑粉化妆。
等到他化完妆很长时间之后，我还是保持矜持，直到有人把我介绍给他，然后化妆室里进行了长久的握手活动，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握了手。接下来又陷入了沉寂。后来，终于他问我：“你老家在哪？”这是每个人必问我的问题，它经常出现在这样一串问题中：“你几岁？你上几年级？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实地回答，并合上书，决定结束装矜持的生涯。
剩下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各个省市了，余秋雨是话题的主角，我以为他会悲愤地对城市现状发感慨，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讲了一些笑话，是我在《文化苦旅》中没有见过的。
过了一会儿，节目开始了，余秋雨第一个出场，我第一次发现他是个挺能说话的人，他说话的时候，他说的话又重新像《文化苦旅》了，再加上观众席上有托儿，假装观众在每个问答结束之后都大力鼓掌，让他看起来更像《文化苦旅》了。我第二个上场，我除了极力睁大眼睛，争取在镜头上不会很胖之外，就别无所求了。
接下来又上场了几个大学教授，都是能够一口气说一个小时的人，结果节目做了四五个小时，我在即将饿晕之际，唯一记得的就是余秋雨不断地点头微笑说话，并配合作出以一只手做菜刀切另一只手的动作。到了最后，跟着余秋雨的一个助理不断地说：“大家时间抓紧一点，余秋雨先生马上还要赶去大学生辩论会。”然后余秋雨也点头表示，他确实要参加大专辩论会。在回答问题之前，说：“我马上要参加大专辩论会，时间很紧，但是我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看起来令人十分之敬仰。
做完节目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失误。在节目中，所有人都喊“余老师”“余老师”的时候，我是直呼其名“余秋雨”的。但我很快就原谅自己了，因为我是由我的班主任陪着来的，她才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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