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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期以来，我都把诗歌归于艺术哲学一类而加以思索。
这是因为所有的哲学家在对艺术作哲学探寻时，都发现，哪怕是一部历史，都有诗性的存在。比如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性格阐述，无论陈胜吴广还是项霸王，其辞都有诗性的痕迹。比如鱼腹帛巾，比如乌骓艳姬。包括他对吕不韦这个史上笫一个权谋家的叙述，都因客观而具备着让人思索的诗性。
西方历史不是我所擅长，但黑格尔之类的哲学家，也从崇高这一美学范畴，涉及到了这些改变世界的巨人的诗性意义。
我之所以这么牵强地从历史这个角度开始，来谈及诗歌的诗性，是因为，人类史不仅仅是一部政治历史，它割裂不开人类起源以及进化所带来的历史思索，而诗歌，承载了其中一部分思索。再细的人类史的分类也不能割断诗歌和其它分支之间的联系。这个联系很大一部分就是这诗性。这在黑格尔这类巨擘的著作中早有阐述。他们把这种诗性细分为人类情感的联系，比如崇高，比如悲剧的意义，比如在典型环境中人性的不同流露。这些不仅仅造就历史人物的自然生成，（他所论述的是这类人物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使命性，也即英雄的崇高性）也是所有艺术作品典型人物生成的条件。
所以，谈论诗歌的诗性，需从历史的角度谈及。哪怕我们忘记了今天的进步是踩在历史的肩头。
二
诗歌作为诗性的特殊载体，一开始就与历史作了揖别。无论我们怎么兴高采烈地把某些诗冠以为史诗，它都不是历史。即使是以某个历史层面作全景叙事的长篇叙事诗，包括但丁史诗和中国的嘎达梅林。它们也只是摄取了某个历史场景而做的主观叙说。历史，是客观存在。诗歌可以有背景，但不是历史的写真。它仅仅是历史在诗人取景框里的一个折射。
这得举个例以说明，杜甫的《石壕吏》是以乱世征兵为场景而写的一首叙事诗。作者客观的记录并不予以评论，虽然我们能读出作者的倾向，但历史就是历史，战乱是有原因的，诗人不能分析其必然但可以用怜悯去昭示对民生的堪忧。这种忧心不具历史家的冷酷，却是诗性的。这有别于史家在赞赏郭子仪们平叛的正义及征战的崇高之美而忽略他残忍的危害。读史时，审美有倾斜，读诗时，情绪有呼应。这是诗与史的壕沟。
今天的我们，往往站在一个较高的，现代式的，全景式的角度，去观历史，去观一个诗人的狭隘，从而来判定这个诗人是否伟大。如果这个诗人不具备历史的先见性，我们便判定他无知，进而否定他诗歌的诗性。
三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诗人和所有艺术家所发出的声音，只不过是某个时代的声音，并不一定具备在历史意义上的官方的正确立场，而仅仅只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必须是诗性的。却仍被流传。不是因为这些诗歌传达的是预言，被后世证实的预言。而仅仅因为它所传达的情感和美，是一脉相承的。这可以从民众对宋末亡国君李煜诗歌的认可而被应证。历史可以王室更替，情感却根深蒂固。你可以怨恨家族在遗传上留给你的缺憾，却不能怨恨家族给你的温暖。哪怕你屠灭了你的家族，你还会在心头存在一处墓穴去埋葬他们。这就是诗性的存在。
四
现在，我可以比较从容和坦然地谈谈诗歌的诗性了。
所谓诗性，是人类情感的原生地，是人类存在于脑中的情感共振区。这是诗人们存在的区域，也是诗人们被所有人认可的，他们的栖息地。所有被人类认可的，并被记住的诗歌，都和感动有关。而且这感动绝非孤立的感动，须得是全民性的，不分时代的，被认可的诗性感动。
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比如陈子昴的不见来者，比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比如将进酒，比如君子好逑。这些诗歌，只是一些场景或情绪的刻画，但时至今日，它还能与此情此景中的你产生共鸣。只因为，诗性永存于你柔软的那一隅。所以你可与千年之前的诗人居于一室。我们在探究诗歌的意义时，必须认清这一点。诗性是诗歌存在的原点。就像马斯洛认为性是人类和一切生物存在的原点。
五
诗歌在技术上的探索将是无止境的，随着人类情商的进化，敏感神经会忽略一些过程而更快捷地到达兴奋的初元。但有一点不能改变。唤起感动，所激发的仍是人类的诗性。
诗，渐渐潜入音乐，绘画，以及所有艺术之中，人们所感受到并为之亢奋的，仍是诗性。这是原点。作为诗人，我为能保持在原点上的亢奋而骄傲。当然，如果有必要，跨越半个地球与它去求欢，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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